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学界所争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文艺理论的西方背景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乃至形成了关于中国文艺理论“失语”的焦虑。 但如果对经典的文艺理论观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文艺学这种经典人文学术范式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和遮蔽性。如果说西方的经典人文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文艺理论在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时会产生偏颇和遮蔽，其实它在研究西方文化时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可能并非仅仅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其实更应当对具有西方经典人文学术特征的文艺学根本观念进行反省。 经典人文学术的局限性来自古希腊的学术传统。人文学术，或者说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认为在自己之外存在着客观的知识对象，知识就是把这个客观的存在物映照在自己的头脑中。即使是被批评为“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同样假定了作为真正知识的“理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获得这种真知识的途径仍然是对客观事物自身特征的区分和把握。这种知识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经典人文学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客观的、固化的、自身包含着意义（特性）的存在物。这种认识对象其实就是可供认识主体解读的有意义的文本。这种学术传统中的学术研究，归根到底都是解读、阐释和评价文本的活动。尽管人文学术在不断更新，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但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观念至少在中国的文艺学界似乎并没有动摇。 然而，把文艺学研究的对象限制为客观、独立存在的文学文本，实际上意味着把文本背后、使文本得以产生和更新的生态条件忽略了。仅仅通过文本研究而认识的文学和文学史只是已经过去和固化了的文化化石；在文学文本背后鲜活生动地延续、发展着的文艺生态环境和文化过程才是活的文学和活的历史。 从西方经典人文学术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文艺学学科，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时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像“失语”说那样理解的阐释文本的语言困难，而是对文艺生态状况、对文学文本背后真实的文化活动过程的遮蔽。要打破这种学术研究中的遮蔽，就需要重新认识经典人文学术的局限性。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从文本中心的研究观念中解脱出来，建立以文艺生态状况为中心的非经典的学术研究思路。 所谓“非经典”研究的意义并非简单地否定经典人文学术式的文学研究，而是要尝试使研究的视野从文本向文艺生态状况拓展，包括在研究对象、目的、范式和方法诸方面的拓展。通过这种拓展而打破经典文艺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和遮蔽性，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 2 在经典文艺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的矛盾背后，当代文学活动面临的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文学传统和文学观念的多样性正在趋于消失。当今世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在造成不同族群、地域文化群落传统和认同感的消亡，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文艺形态、趣味、价值观念的趋向同质化。 这种文艺生态危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问题。然而从文艺观念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当代问题实际上是文艺与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 早在19世纪初期，歌德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观念：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①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观念，表现出歌德的宽广视野和现代意识。歌德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同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可交流性，尤其是高度赞美了中国文学的道德和艺术价值，提出文学在现代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在不同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和理解基础上的世界性。他的观点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中国学者谈论的“世界文学”观念多是从歌德这儿引申出来的。 然而值得研究的是，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在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沟通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交流沟通理解为不同文化并列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元性，而是认为在沟通的基础上还应有更高的共同理想。他所说的理想就是以古希腊人为“模范”的文学理想。把古希腊人作为人格、文化发展的典范和理想，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产生于欧洲，而在莱辛、温克尔曼、歌德和席勒等人所代表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那里达到了极致的一种文化想象。这种文化想象的重要性不在于古希腊文化的历史价值，而在于它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普遍理想的想象。这种文化想象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并影响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精英关于文化“现代性”的观念，即意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展理想上的趋同性。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推崇就是这种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歌德对“世界文学”提出的以古希腊人为“模范”的文学理想，正是在文学发展方面体现了这种现代性意识的文化趋同性本质。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性”观念时，提出了一种多义性的解释，认为除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性”趋势之外，还存在着“被压抑的现代性”，即不同于新文化精神的文学发展倾向②。这种观点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观念内涵扩大了开来，从而试图消除“现代性”观念所蕴含的趋同性意义。这种对“现代性”的特殊理解当然有道理，但只要找到并重新评价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就可以解决现代文学发展观念上的趋同和片面性了吗？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