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指涉性:从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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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言系,北京100083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自我指涉性”是当代西方文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贯穿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思想建构和学术转变中有着十分复杂而深刻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沿着从罗曼·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的线索,梳理这一思想的萌芽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考察其来龙去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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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5—0073—07

      “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 作为语言学引入文学研究而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思想,贯穿于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思想建构和学术转变中皆有十分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当然,相对于后者的庞大实体而言,它只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的冰山尖顶,但在它的内部和周围,却汇聚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观念、思潮及其运动的线索,由此出发,可望探得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某些根本性的思想倾向。有鉴于此,本文将沿着从罗曼·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的线索,梳理这一思想的萌芽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考察其来龙去脉。

      一

      “自我指涉性”这一概念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语词表达形式。例如,在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之中,就使用了self-referential、autodesignation和autoreferential等几种说法,而在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也同样有self-reference、autoreferential等不同的名称。这一命名上的摇摆不定,很容易让人忽略其潜在的一致性及其重要意义。 后来,它采用了self-referentiality① 这个较为固定的说法,并在后现代小说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综观之下,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看作“自我指涉性”的命名阶段,而此前,这一思想却早已酝酿了半个世纪之久。

      罗曼·雅各布森于1958年发表的著名演讲《语言学与诗学》在许多方面影响深远,广为征引。关于文学自我指涉性的论述,最早即见于该文。文中区分了语言的“诗的功能”(poetic function)与“指称功能”③(referential function),认为“诗的功能”即“朝向信息本身的倾向,因为信息④ 自身的原因而聚焦于它”。(Jakobson,1987:69)文学语言这种将读者注意力指向(refer to)文学自身(self)的特性,即被后来的学者追认为文学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或简称为“自指性”。⑤

      雅各布森此处的分析,无异于在“自我指涉性”与“诗的功能”之间划上了等号,而“诗的功能”和“指称功能”之区分,又是出于界定文学性的需要。⑥ 可见,自我指涉性的思想源出于对文学性问题的探索。而文学性这一问题又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中心课题之一,“整个形式主义的所有理论宣称都直接或间接地解决文学性的问题”,(Erlich:172)于是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就是“自我指涉性”概念得以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当雅各布森在20年代初将“文学性”定义为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有组织的变形”(Eichenbaum:127)时,就暗含着上述两种功能的区分,同时也就隐含着“自我指涉性”思想的萌芽了。此后,从20年代初到这篇演讲发表的1958年这近四十年时间里,“文学性”问题一直贯穿于雅各布森的理论探索,自我指涉性思想也就一直同步地隐含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⑦

      分析起来,“自我指涉性”思想又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其二是所谓“更新意识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所谓“信息自身的原因”或诗歌语言“有组织的变形”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说,自我指涉是如何实现的?关于这个问题,雅各布森的回答是:“诗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它作为词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所指物的表示或情绪的爆发而存在。表现在词、词的组合、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自身获得分量和价值,而不是直接指涉外部现实。”(Jakobson,1976:174)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称用法,也就是“作为所指物的表示或情绪的爆发”而存在;一种是诗的用法,也就是词“自身获得分量和价值”。而“诗性”,也就是文学性,就表现在诗的用法中。比如诗歌的节奏构成一种重复,而重复的倾向“特别引起雅各布森的注意”。(托多洛夫,2004:381)重复就是语言自身获得分量,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再比如我们熟悉的一句诗,“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海子:236)其诗性就表现在不寻常的“词的组合”中。“温暖”和“名字”的反常组合,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作为表达的存在,并进而思考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语言的特殊用法,构成一种近乎强制性的力量,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表达方式自身。对此,雅各布森还从符号学角度加以说明:“除了将符号等同于客体(A即A1)的第一感觉,我们还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看法之不足(A非A1)”。(Jakobson,1976:175)“符号等同于客体(A即A1)”,说的是语言符号的指称用法,而“这种看法之不足(A非A1)”, 说的是指称用法之外的诗的用法。由此不难看出,这和《结束语》中的区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指称用法中,符号等于客体,人们的注意力会越过符号直接达到它的所指。因此,符号为了吸引注意,就必须防止这种倾向的发生,其方法就是“诗的用法”,诗歌语言“有组织的变形”。

      既然诗的用法“将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那么其目的是否仅仅为了使表达形式成为关注的焦点呢?文学还指涉外部现实吗?这就引出自我指涉性的第二个要点:自我指涉性的功能不止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是进一步地导致文学“更新意识的功能”。这一点虽然在“自我指涉性”术语本身没有体现,但仍然是内在于这个概念之中的。两个要点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二个要点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要点的自然延伸: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自身,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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