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4—0001—10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1920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1925年他是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开始阅读“五四”革命文学作品，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于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25年暑期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在北京因为革命热情得不到满足，南下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受当时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普罗文学运动。他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的负责人之一。1933年春，他因在留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当局逮捕，关押数月后，被驱除出境，返回上海。胡风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出版了《七月》文学周刊，同时还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继续编辑出版文学杂志《希望》。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理论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版了文艺论集《论现实主义的路》。1949年7月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常委， 同年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诗人和独特的理论家。早在40年代，他的文学理论著作就引起了讨论。50年代建国初， 他的文学理论再次遭遇批评。 胡风于1954年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进行反批评。同年7 月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30万言书”），进一步为自己的思想进行辩护。对胡风文学思想的批评终于演变为“反胡风运动”。胡风被当成是“阶级敌人”、“反革命”，终于被捕入狱，所谓的“胡风分子”也受到株连。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运动，几乎是50年许多运动的一种逻辑。直到1979年，胡风才获释。1980年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理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昭雪，恢复胡风在文艺界的地位。 胡风的文学理论研究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共和国建立两个时期，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就发表过的，但是他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和批判则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以我们把胡风放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来讨论，但我们所研究的则不局限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一、在新文学运动中，胡风对两种倾向提出批评 胡风的文学理论活动主要在30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的上海以及抗日开始以后的“国统区”。胡风因为受到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他的文学理论肯定具有革命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胡风长期所从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什么而发的呢？胡风在当时主要对两种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在论述胡风的这个独特的理论形态之前，我们先要看看置身于当时文坛的胡风，究竟对上述两种他所不满的倾向，作了什么，说了什么。 1933年胡风从日本返回上海，参加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同盟的工作。他的文学思想当然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关怀现实、拥抱现实和真切地反映现实，是他所主张的。当时中国的文坛，首先让他感到不满意的是周作人、林语堂的拒绝社会现实的、脱离社会现实的“个性至上主义”、“性灵主义”和“兴趣主义”。胡风于1934年发表了《林语堂论》，对林语堂的思想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林语堂有“他的中心哲学的，那概括了他的过去，也说明着他的现在”，这个中心哲学就是意大利克罗齐教授的表现主义的美学。胡风引了林语堂对克罗齐表现美学的概括：“……他（指克罗齐—引者）认为世界一切美术，都是表现，而表现能力，为一切美术的标准。这个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属于纪律范围桎梏性灵的东西，毁弃无遗，处处应用起来，都发生莫大影响，与传统思想冲突。其在文学，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其在修辞，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其在诗文，可以危及诗律体裁的束缚；其在伦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个否认‘伦理’的意义。因为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而论。凡能表现作者意义的都是‘好‘是‘善’，反是都是‘坏’是‘恶’。去表现成功，无所谓‘美’，去表现失败，无所谓‘丑’。即使聋哑，能以其神情达意，也自成为一种表现，也自成为美学的动作。（《新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造》，《大荒集》83—84页）”[1](P96—97) 胡风认为林语堂因为推崇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所以在文学批评上也就必然欣赏斯宾加恩（Spingarn）的表现主义批评，也就是“创造与批评本质相同”的创造批评。胡风又引了林语堂对斯宾加恩批评宗旨的概括：“Spingarn所代表的是表现主义的批评，就文论文，不加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也不拿他与性质宗旨、作者目的及发生时地皆不同的他种艺术作品作衡量的比较。这是根本承认各作品有活的个性，只问他于自身所要表现的目的达否，其余与艺术之了解无关。艺术只是在某地某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表现——不但文章如此，图画、雕刻、音乐，甚至于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一唧一哼，一卒一呸，一度秋波，一弯锁眉，都是一种表现。这种随地随人不同的，活的，有个性的表现，叫我们拿什么规矩准绳来给他衡量。（《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92页）”[1](P97) 胡风对林语堂的“中心哲学”和文学批评很不以为然。为什么？难道“五四”新文学运动不是主张“个性解放”吗？在胡风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主张的“个性解放”是反封建社会的礼教的束缚的，是深深地介入社会斗争的；但林语堂所主张的“表现论美学”和“表现主义”批评，则是完全脱离开社会现实的。胡风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