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1]所收“V+N”式双字词，据我们粗略统计共有8101个，约占整部词典所收条目总数的12.46%。“V+N”式双字词虽然数量不敌“N+N”式双字词，但由于“V+N”式双字词在构成和结构上的复杂程度略胜于“N+N”式双字词，因而我们将“V+N”式双字词作为分析对象。“V+N”式双字词可从词义和词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研究。从词的义项多寡的角度看，“V+N”式双字词有单义词、多义词之分，其中单义词有6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80.67%；多义词有1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9.33%。在《现汉》里，单义词的词性都是单一的，多义词进一步又可分为如下两类：多义而单一词性的词（多义单性词），有1031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12.73%；多义而多项词性的词（多义多性词），有535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6.60%。从词性多寡的角度看，单性词有 7566个，约占“V+N”式双字词总数的93.4%；多性词只有那535个。 语言中的词，都是既具有词汇属性又具有语法属性的。虽然兼具多种属性，一个词，若单从词汇的角度看那就是词汇单位，若单从语法的角度看那就是语法单位。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毋庸再议。在任何语言中，主要表示概念性意义的实词性的词汇单位，其数量都远远大于主要表示关系、语气等语法意义的虚词性的词汇单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普通的语文词典的编纂者在编纂词典时心理向义项倾斜，致使义项的设计优于他类项目的设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可怕的不是哪个项目为主哪个项目为次的问题，可怕的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思考模式：一个词项，若再进一步分化，所分出来的就是词义的项——义项，而不会是其他什么项。其实，词项除可从意义的角度分出义项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再行分化：从语音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音项”，如异音词“壳”的ké音和qiào音；从书写形式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形项”，如异形词“耿直”“梗直”“鲠直”的三个书写形体；从词性角度再行分化出来的，或可称之为“性项”，如“加料”的动词性和形容词性。音项、形项都是应该或可以另条处理的问题，义项和性项却是必须当条解决的问题。词义这个项目也好，其他项目也好，都是词所包含或涉及的内容，谈不到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当我们的研究视角是概念性的内容时，当然词义的内容就唱主角；当我们的研究视角是其他方面的内容时，当然那其他方面的内容就唱主角。不同类型的词典的编纂正反映出这种不同的情况：语文词典注重词义的解释和义项的分合等，语法词典注重词类的划分和句法分布、组合关系等，异形词典注重异形词的搜罗和考源，注重词的同一性和分离性，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像《现汉》这样的语文词典在注重义项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把其他项目——如词性——的问题放在一个较为适当的位置上？这一问题在《现汉》没有全面地标注词性时并不彰显，而当《现汉》全面标注词性时就是必须面对并加以研究解决的了。 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现汉》在对同一词位进行分析时是为词义和词性设计了两条线的。但是很明显，词义这条线是优先考虑的，居第一位，词性这条线是从属于词义的，居第二位；词性以词义为依归。单义词在《现汉》中词性都是单一的；《现汉》中压根就不存在多性单义词。如果我们可以把《现汉》编者的实际操作理论化的话，该词典的编著者对一个词中的词义、词性的关系的认识是：词的词汇意义的单一性是词的语法意义单纯性的前提和保障；词的临时用法在未获得词汇意义的支持时也不可能真正固定下来成为词义的内容。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认识了，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挑战。郭锐[2]提出：“同一义项兼属多个词类……当属兼类词，我们把这种兼类词叫同型兼类词。”郭氏还举例说：“如‘长期、真正、临时’，可做并且只能做定语和状语，兼属区别词和副词；又如‘小时’，既可说‘一个小时’，又可说‘一小时’，因此处理为名词兼量词。”然而，郭锐先生视为兼有名词、量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小时”，《现汉》却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郭锐先生认为兼有区别词、副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长期”，《现汉》也将其处理为名词性的单义词。《现汉》既然认定某个词是单义词，那就意味着它同时就是单性词；《现汉》如若认定某个词是多性词，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是多义词——“临时”“真正”两个词《现汉》或处理作副形兼类或处理作形副兼类，都是分列义项的。其实，词性单一的单性词，从义项上看可以是单义词亦可是多义词，词性多项的多性词，从义项上看当然可以是多义词也可以是单义词；词义多项的多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多性词亦可是单性词，词义单项的单义词，从词类上看可以是单性词亦可以是多性词。词义和词性是一个词中关系密切的两种现象，不是一种事物，也不能将它们视为二而一的现象。多义未必多性，有众多的语言事实的支持；多性一定多义，恐怕更多的是人工操作的结果。 传统思维下的兼类词，即是性随义分、多性必多义的词。郭锐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A（同型兼类词）是兼类词”，变通处理，才把“意义上有联系的几个义项属于不同词类”的词“也算兼类词，叫异型兼类词”。然而，《现汉》所列出的兼类词无一例外都是郭氏所称的“异型兼类词”，却无一例是郭氏所谓的“同型兼类词”。这是否说明，郭先生所说的“同型兼类词”似乎只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尤其是在词典编纂中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呢？现代汉语中究竟有无多性单义词呢？《现汉》对一些虚词的处理让我们感觉到编者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面对郭氏所说的“同型兼类词”，对多性单义词的存在，态度似乎也是肯定的。如下的虚词，《现汉》给它设计的就不止一个项，然而那不能说是义项，恐怕只能说是性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