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语用学源于哲学和逻辑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主要沿用哲学思辩的研究法，构建了丰富的语用学理论，如Grice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理论、Levinson的语用学机制、Leech的礼貌原则、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等。基于不同的研究重心，语用学呈现出多种流派和取向，如基础语用学、历史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对比语用学、中介语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了人类对语言使用规律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话语理解及语用推理等的了解。但是，这些理论是否存在认知基础和心理现实性？它们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否具有可验证性？随着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深入探索，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实验语用学正应运而生，并以蓬勃发展之势，引领国外语用学研究之前沿，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语用学发展的重要趋势[1]。Noveck和Sperber[2]的著作Experimental Pragmatics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诞生。 2005年4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实验语用学：揭示会话的认知基础”的研讨会则宣告这一流派正式登上国际学术舞台。2005年5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语言学系、认知科学中心的著名学者R.M.Harnish和心理语言学教授M.Garrett前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题为“语用学研究的新兴课题和实验语用学：言语行为与含意”的系列讲座，其中三大讲座专门涉及实验语用学，内容包括：(1)字面、非字面、间接语言使用的实验语用研究；(2)会话含意和隐含信息的实验语用研究；(3)一般会话含意的实验语用研究及处理模式；(4)间接言语行为和非字面言语行为的实验语用研究等。这表明传统语用学已受到挑战，从研究议题到方法日益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实验语用学就是很好的例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思考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 本文将首先论述实验语用学研究的理据和动因，再介绍当前国外实验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和方法，最后对实验语用学进行展望，以期能使国内学者对这一新领域有更多了解。 2.实验语用学研究的理据和动因 2.1 语用学研究内涵扩展的必然 实验语用学的出现是语用学研究内涵扩展的必然。早期语用学着重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把语用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Bar-Hillel[3]甚至把指示词“我”、“这里”、“现在”作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符号学范畴的语用学研究，其思路不可避免地被囿于哲学研究领域。到20世纪中期，Austin，Searle和Grice等哲学家对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的研究，使语用学有了很大突破，但其思路仍没有挣脱哲学思辩的研究藩篱。七、八十年代，语用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随着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拓展，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对语用学的诸多定义里，最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定义莫过于Levinson的定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系”[4:9]。可见，这一时期的语用学研究注重语言形式和结构与语境的关系，把语用学限定在对纯语言问题的探讨之中，对语言形式的分析解释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为了考察语言形式与语境的关系，出现了考察语境中语言使用情况的观察法和调查法等[5]，使语用学向着实证性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到了90年代，语用学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Davis[6]对语用学的界定代表了这一趋势。Davis认为，语用学一方面应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另一方面应研究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认知，他甚至认为语用学既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又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近年里，语用的认知研究更是占据着主导地位，Sperber & Wilson[7]的关联理论、Marmaridou[8]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等极大地拓展了语用认知的研究空间。由此，不少学者开始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手段和思路展开对语用认知问题的研究，语用预设、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等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实验语用学处于孕育之中，其诞生也就不可避免。 2.2 语用学理论的科学性需要 尽管语用学理论层出不穷，但能够验证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证据并不充足。要评价对比不同语用学理论的科学性，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借用实验手段，去验证心理和生理现实性。而早期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缺少相关技术，只能凭直觉来阐释话语在假设情景中的意义；而一些社会学取向的语用学家则采用真实交际时的现场录音或观察来论证理论。这些基于直觉和观察分析的语用学成果虽然带来很大的启示，但还不能成为现有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充分依据。多年来，人们对语用学理论的接受与否，主要依据其是否具有一致性、简约性、明晰性、全面性，以及其解释力和它与相邻学科的整合程度，并没有依据实验研究的检验结果[9]。比如Grice理论之所以受到质疑，仅因为它太模糊，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而新格赖斯语用理论则较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它有着与语义学的连贯性优点；关联理论为大家所青睐，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更符合语用经济性原则，能较好地与认知科学融合在一起。 就科学理论观而言，理论一般有三种形态[10]：第一种是全部由定律构成的理论，由于其中的命题都已经过检验与证实，因此是成熟的理论；第二种是由假设与定律共同组成的理论，这是最常见的理论形态，由于其中还有未经证实的命题存在，因此是不成熟的理论；第三种是全部由假设构成的理论，由于其所有命题都未经证实，因此只称得上是理论雏形。语用学中第一种理论基本上还不存在，大多数理论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形态。要提高语用学理论的成熟度，需要研究者不断修订与完善，并提出验证假设的证据。产生于轮椅上的理论由于缺少实证，自然容易引起质疑。凭直觉分析与观察，再辅以实验证据，可更好地验证或推翻语用学理论与假设；有较高信度和实证价值的实验数据将会使类似证据更具说服力。三类依据——直觉判断、观察分析、实验发现——以各自的方式为构建和验证语用假设起着不同作用，因而当这三方面的研究得到整合时，理论构建便会更加科学。鉴于此，实验语用学的价值和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