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说“方法”和“方法论” 著名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1915～1995)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方法 (Method)”条的解释：“研究自然界、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方式、手段。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按普遍性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各门科学中的一些特殊方法居于最低层次，各门科学中的一般研究方法居于中间层次，一切科学最普遍适用的方法即哲学方法居于最高层次。” 这部两巨册的大辞典还有一条“方法论(Methodology)”的解释：“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有哲学科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 笔者斗胆简言之，“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以语言学这一学科而言，19世纪在西方曾盛行一种研究古代语言史的方法，叫做“历史比较法”，而运用这种方法的学问径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可见讨论研究语言历史的“方法”有超于具体方式、手段之上的“论”的意义。 我所讨论的“方法”不是《哲学大辞典》（修订本）所云的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而是属于最高层次之下的方法，是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方法。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各种教科书、词典、百科全书下的定义很多，论其实质，大同而略异。我认为，下述定义是可取的：“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变化的学科，是汉语史的一个分支。”这个定义的最后九字并非蛇足，汉语音韵学应该明确定位为历史学科。 既然在中国学术里有这么一个学科，如果以服虔、应劭运用反切以注汉字之音算起，汉语音韵学有18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以李登的《声类》作起点，则至今也有1700多年了。在如许长时期内，论著当以万计，这是中国学库里的瑰宝，成就这些论著的研究方法为何？值得研讨。 耿振生教授著《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近30万字，列9种方法，既述且论，剀切详明，是迄今为止研究音韵学学科的方法论的佳著。本文着重讨论两种方法：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一是“历史比较法”。谨于此先作特别声明：“众生平等”，诸种方法既然存在，“存在即合理”，各具存在之理，任何人即令具通天法力，亦不能贬抑之、抹煞之，鄙陋如我，绝无轻视、摈弃其他方法之意。此乃短文，不容敷衍铺张，而且笔者之才、之学也不允许作全面的论述。 心理学揭示，凡正常之人均有好奇心，均有求知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知识源于好奇。”一个人，如果仅是靠记忆、复述，甚至背诵前此的“知”，那他不是学者，往往被人讥为“两脚书橱”。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必须主动求“未知”，探“未知”，甚至解“未知”，以创新推进学术的历史。如何求“未知”、探“未知”以至解“未知”？只能立足于“已知”。兹举世人习见的一例：当代“神探”李昌钰以善于破疑难案件而享誉环宇，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他之“神”，也是以“已知”，即各种人证、物证，甚至蛛丝马迹为依据。双足踏在地球上，方能登月，方可飞天。行文至此，可以作如是言：汉语语音史的专家也是以“已知”推“未知”，并不例外，盖其理一也。 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的专家就是根据历史文献（自然含传世文献，也包含考古所获得的地下文献和新发现的地上文献）中的“已知”去求“未知”，如果“求”成功，解却这“未知”，那就使“未知”转化为新的“已知”，为“已知”的海洋增添了新的一滴。中国学者早就洞悉语言是变化、发展的，公元 6世纪时，建康人颜之推就提出了“古语与今殊别”的命题（注：见《颜氏家训·音辞篇》。）；越一千年，闽人陈第讲得更显豁：“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注：见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从“已知”的文献，去推求前此的古音，就是汉语语音史学科所使用的历史文献考证法。有些人一听到“考证”就说：“这还不是旧方法吗？”殊不知“考证”就是据“已知”求“未知”，而历史文献考证法就是根据文献中的“已知”求“未知”，就是实事求是，求的是“是”，合于通理，岂可贬低？成功的考证以千万计，难以一一列举。颜之推曰：“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则是南北朝时代北方语音“鱼”韵、“虞”韵不分。颜之推又说：“北人之音多以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注：见《颜氏家训·音辞篇》。）为颜之推所推许的李季节，凭什么推知春秋时莒矩不同音，而与北朝音相异？其根据就是古代文献《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按，东郭牙也是据他所观察到的齐桓公的口唇形状，即从“已知”而推理的。） 就我浅闻，运用文献考证法研究汉语语音史成大功者甚多。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提出并证明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例证皆很多，主要是考证文献（也利用了口语和方言）。（注：钱大昕在论证中也利用了他当时的口语和方言，这是值得注意的，如“今江西、湖南方音读‘无’如‘冒’，即‘毛’之去声。”“古称老妪为‘负’，若今称‘婆’，皆重唇非轻唇。”）其中“古无轻唇音”条论证了上古汉语双唇爆破音在后世演变为唇齿摩擦音，类似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最著名的格林姆定律中述及的[P]演变为[f]。格林姆(Jacob Grimm 1785～ 1863)在其《德语语法》1822年修订版的《论字母》一节中提出了印欧诸语言拼音演变的规则，即格林姆定律。而《十驾斋养新录》自序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则钱氏定则比格林姆定律早了23年。（注：详见鲁国尧《真正的大师不朽的著作》，《光明日报》1999年4月16日《书评周刊》，又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收入《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03～104页。）中国学者长期不懈地使用文献考证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大大推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如此之例，曷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