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近代早期闽南方言中分析型致使结构(analy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的历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致使结构的语法化过程,以及中古汉语与闽南方言之间的历史关系。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早期近代闽南方言中有三个主要的致使结构,都是由实义动词语法化成为连动结构中的
而形成的分析型致使结构:
(注:本文采用闽南话研究中通用的教会拉丁注音,包括对《荔镜记》的注音。数字标注调类:1阴平,2阴上,3阴去,4阴入,5阳平,6阳上,7阳去,8阳入。在引用来自菲律宾的文献时,我们采用原文中的西班牙拉丁注音,不标声调。)
。 其中,“使”和“乞”,无论在上古,中古还是近代汉语里,都用于致使结构,另一个致使动词“赐”却独树一帜。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何以动词“赐”在用作致使义时与其它的致使动词不同。 壹本文所用的主要文献 我们选取了五部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近代闽南方言文献,作为典型文献加以分析。(注:本文采用下列汉语历史分期:上古汉语时期: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古前时期: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中古时期:公元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近代: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这些早期文献中的前四部都是由在菲律宾的多明我会(Dominican)和耶苏会(Jesuit)传教士编辑整理的,只有第五部是来自中国本土。下面对这五部文献作简要说明。 第一部文献是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约1607年。以下简称Doctrina)。由西班牙文翻译为闽南方言的译本,木刻版印刷,据说是由多明会教士Juan Coho和 Miguel Benavides与一些不知名的中国助手合作翻译的。我们采用是的由Van der Loon(1967)整理的有汉字和拉丁文对照的版本。 第二部是于1620年出版的Arte de al lengua Chi
Chiu(Chi
Chiu话语法)。这部文献是本文作者之一贝罗贝在巴塞罗纳(Barcelona)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其手书的标题为Gramatica China。此书作者是 Melchior de Man
ano神父,他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供Rajmundo Feijoo神父使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早期闽南话手写文稿中也有一部Arte de la lengua Chi
Chiu,但版本比巴塞罗纳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本晚,而且不完整。巴塞罗纳大学图书馆还有Doctrina的几种拉丁文本。 第三部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Sangley语词典)是在1617年左右编写的,现藏于大英图书馆,是该馆收藏的几部早期闽南话手写文稿之一。 第四部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1604年)是由耶苏会教士Pedro Chirino神父在菲律宾的宿务岛(Cebu)编写的。 第五部《荔镜记》(1566,1581年),是明代一个用泉州话夹杂着潮州话(皆属闽南话)写成的剧本。本文的例子引自日本田力大学藏的版本,细节可参看Lien(2002)。 本文的例句主要出自Doctrina和《荔镜记》。 贰“致使结构”的历史简述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简略地介绍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致使结构的发展。 2.1无标志的致使结构(零派生) 在上古汉语时期,普通动词、形容词、甚至名词,都可用作致使动词,而无需任何形态标志。(关于汉语使成式的发展,请参看王力1988:527-536;魏培泉2000;蒋绍愚2002;Lien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