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下列各句中,用下划线标示的两个名词之间存在领属关系,且互相分离:
“领有名词提升说”认为,领有名词基础生成于隶属名词所在DP的指示语位置,经提升移位,造成了两者在表层结构上的分离(Shoenfeld 2003,2004; Singnoi 1999;徐杰1999,韩景泉2000,温宾利、陈宗利 2001)。本文主要讨论(5c-f)所列“被”字句中分离式领有名词与隶属名词之间的句法及语义关系。我们先指出“领有名词提升说”的种种不足,然后提出“‘经受者’名词外合并说”,从语法化导致的“被”字句的类型差异、“‘经受’义轻动词假设”和“经受者”论元的句法实现方式等方面对(5)所反映的相关语言事实做出解释。 2.“领有名词提升说”存在的问题 根据“领有名词提升说”,(5a,d)中的领有名词“张三”的基础生成于隶属名词“两颗门牙”所在DP的指示语位置,然后在某种因素的驱动下提升至句子主语位置,如(6)所示:
尽管“领有名词提升说”对两类非宾格结构进行了统一的解释,但这一理论本身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提取的“左分枝限制” “左分枝限制”(Left Branching Condition)禁止从一个复杂名词短语的左分枝提取一个成分进行移位 (Ross 1967)。(6)中的名词“张三”的基础生成于Spec-DP位置,对它的提升自然会违反“左分枝限制”,而 (5a)和(5d)却是完全合格的句子,汉语似乎不受“左分枝限制”的影响。而事实表明,汉语同样要服从“左分枝限制”,如(7)所示。
其实,(5a)和(5d)中的名词“张三”有可能不是从Spec-DP位置移来的,这样自然就不会违反“左分枝限制”了。 2.2 留守隶属名词的格 留守(stranded)隶属名词的格是学者们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徐杰(1995)认为,领有名词移取Spec-IP位置后获得主格,而留守原位的隶属名词得到一个“部分格”。韩景泉(2000)提出了“格传递说”:领有名词先把已有的“所有格”留在原位,移取Spec-IP位置后获得主格,再通过语链把主格传递给包含语迹的整个DP。温宾利和陈宗利(2001)提出了“特征核查说”:汉语I的三项特征[D]、[格]和[φ]中,只有[D]是强特征,[格]和[φ]为弱特征;(6)中I的[D]特征通过领有名词“张三”的移位得以核查,而隶属名词或整个 DP的弱特征[格]和[φ]通过远距离“一致”(Agree)操作进行核查(Chomsky 2000)。可见,学界对留守隶属名词的格的解释尚缺乏共识。 2.3 领有名词与隶属名词之间的约束关系 如果说领有名词是从隶属名词所在DP的指示语位置提升至句子主语位置的,那么表层主语应该能够约束其语迹或复指代词,这也是“领有名词提升说”的主要依据之一,如(8)和(9):
但(8b)和(9b)是有歧义的,约束语迹或复指代词的也可能是“李四”。请再看:
这里的语迹、复指代词和反身代词同属照应语,应该受句子主语“医生”的约束才对,但也可受“病人”的约束。如果“被”真的是介词,那么“病人”不能成分统制DP内的语迹、复指代词和反身代词,又怎么能约束它们呢?更有甚者:
(11)中各句中的语迹只能受“被”后名词的约束。这表明,这几个句子的主语并不是领有名词提升的结果,而且“被”也可能不是介词。 总之,“被”后名词可能阻隔领有名词和隶属名词之间的约束关系,这对“领有名词提升说”构成挑战。 2.4 领有名词的双重论旨角色 根据“领有名词提升说”,领有名词在基础生成时被指派论旨角色[POSSESSOR],但完成推导后在表层结构中作为句子主语的领有名词带明显的“经受者”义,如汉语句子(5a,c)中的“张三”,泰语句子(1)中的Khaw,等等。Lee-Shoenfeld(2003,2004)认为,(2)-(3)中的与格名词也是领有名词移位的结果,带有“遭受义”(affectedness),被指派“遭受者”[AFFECTEE]论旨角色。(10)和(11)中各句的主语也带有“遭受者”义。我们把这类名词通称为“经受者”(UNDERGOER)。 然而,一个名词拥有两个论旨角色,这不仅违反θ-准则,而且违反句法推导的“包含条件” (Inclusiveness Condition)。这是“领有名词提升说”遭遇的又一个问题。 2.5 所有格标记“的”的去向 “领有名词提升说”对所有格标记“的”的生成和领有名词提升后它的去向说法不一。徐杰(1999)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的”在深层结构中不存在,是后来在推导过程中加上去的;二是领有名词提升的同时“的”被删除了。韩景泉(2000)却认为,领有名词提升时“所有格”留在原位,所有格标记“的”在原位隐现。温宾利和陈宗利(2001)则回避了这一问题。对“的”在领有名词提升后的去向缺乏共识和合理解释,这也是“领有名词提升说”的一个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