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研究到汉字教学

——认识汉字符号体系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万业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理事,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世界汉语教学

内容提要:

对外汉字教学的目的,是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对汉字符号体系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掌握并运用一定数量的汉字。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教者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自身对汉字符号体系的认识。面对一些尚未形成共识、众说纷纭的问题,如何辨章源流、择善而从?从对形声化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到观察角度与研究方法对结论的影响;而认识汉字符号体系的约定俗成本质对汉字认知途径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习者全面了解汉字符号体系而非零散的汉字。有关汉字读音认知的研究必须从“家族”入手,而语文关系的恰当处理将使汉语和汉字的学习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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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对外汉字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对汉字符号体系有基本的了解和总体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学会运用汉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由于教学上的失误所诱发的学习偏误,(注:鲁健骥(1992)曾指出:“教学上的失误是诱发学生的偏误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是主要原因之一。”)教者首先应该对汉字符号体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符号体系。

      然而在上述两方面,目前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教者自身,主要有二:一是对汉字符号体系的认识不够全面,一部分人只希望就对外汉字教学有关的部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种浮躁情绪不可避免会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不仅在解决教学问题时欲速而不达,而且也很难用对外汉字教学实践中本可以得到的真知与本体研究已有成果相印证。因此,虽然不少论述已经在努力缩短二者间的距离,但从已见成果所反映的汉字教学研究中来看,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本体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努力往往停留在对汉字教学总体设计或具体方法提出构想,而教学研究提高理论含量的做法则常常是为教学活动中得到的感性认识寻找理论支撑。二是在吸收汉字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遇到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时,常常深感困惑,难于取舍。

      在教学过程中,则既有对引导学习者了解汉字符号体系的重视不够的问题,又存在着上述片面认识与无所适从的困惑。表现在认识方面,是将教学总体设计所依靠的理论基础——汉字符号体系的系统性狭隘地等同于字形的结构层次;表现在做法上,则无论是引导学生认识汉字形体还是读音以及字所代表的语义时,仍然着眼于个别符号的具体分析和讲解,或以为必须通过知识讲授课程的设置,才能让外国学习者形成对体系的认识,对于通过其他手段引导学生自主地了解汉字符号体系缺少充分的思考和具体实践。

      本文将就我们自身如何面对本体研究中一些有分歧的问题择善而从,以及如何引导学习者认识汉字符号体系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 认识汉字符号体系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我们对汉字符号体系的认识以及从事汉字教学的理论依据大多数来自文字学著作和已见文字资料,而各家著述中的不同见解往往引起各种困惑。因此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汉字符号体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1 研究角度与方法对结论的影响

      翻检有关汉字研究的著述,有时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以同一事物或现象作为依据所作的研究,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对形声优势形成的认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现行汉字中,形声字仍然是主体。这一现状决定了形声字是汉字学习的主要内容。对汉字认知途径的设计也是以形声字的认知作为主要依据的。然而长期以来,对形声字结构成分的了解多着眼于意符(形旁)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音符(声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音符的前身是独体表意字。因此,选择对形声优势的认识作为这一部分的例子,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极具代表性,可以用来作为解剖的对象;另一方面,弄清音符的来源对于教学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所谓形声优势,指的是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根据对古文字资料的研究结果:“西周到西周末期形声字尚占当时总字数的50%左右。”“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资料中,形声字约占总字数的75%-80%。”(张振林,1993)参照其他统计结果(注:根据对属于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出土器物上的文字所作分析统计,形声字约占总数的67%。详见汤余惠(1986:64)。),即使按照比较保守的估测,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至迟在战国末期,形声优势已告确立。那么,这种发展趋势意味着汉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面对同一事实,结论却迥然不同:

      看法一:汉字增加了表音成分。如高名凯、石安石(1963:199)曾指出:“表音成分在汉字中大大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形声字的比重上。”又如蒋善国(1987:78)认为,形声字“在表意字的基础上增加了表音的成分,解决了汉字字形与语音表达的矛盾。”

      看法二:汉字记音化的倾向被抑制。黎锦熙先生说:“有了形声,让那些太滥太歧的假借字渐渐有个‘形’的区别,于是语文演进,从主‘音’的正面逐渐走到了主‘形’的反面来了。”(注:详见黎锦熙(1951:25),转引自曹先擢(1988:18-19)。)同样,与此同时或稍后的一些著述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如魏建功(1935:31)认为:“最初的形声是‘注形作用’。”

      两相对照,可以看到,两种意见对形声优势的形成这一事实并无疑义,分歧在于对形声字来源的看法。形声字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1)意符+音符(由意符、音符直接组成)

      2)表意字+音符(在已有的表意字上添加音符)

      3)假借字+意符(在假借字上添加意符)

      显然,看法一认为当时足以形成形声优势的大量形声字主要来源于2),而看法二则以3)是主要来源作为立论根据。哪一种看法更符合历史事实呢?问题的答案应在对二者立论的依据进行比较后得出。

      由于形声优势形成的时间是在古文字阶段,对当时汉字状况的有关统计、分析和结论应该最能够说明问题。在这方面,李孝定(1974b:531-535)的观点和论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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