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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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汉语史学报

内容提要:

中古译经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重要文献,梵汉对勘是最近提出的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手段。但中古译经不是一个整体,不同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造成了语言上的差异。对勘的重点应是广为传播的作品,以期发现语言接触给汉语史带来的影响。对勘是揭示这种影响的重要方法,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将梵汉文本逐句对比,和比较汉译佛经中特殊的语法现象是两种可能的比较方法,第一种方法较为可靠。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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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译经是后汉到隋唐之际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它的存在补充了中古本土文献的不足,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从而使我们得以有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古汉语的面貌。

      把中古译经资料运用于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情,而为较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是近年来才开始的。从目前的研究看,中古译经资料在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仅凭本土文献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古译经的翻译者基本上都是中亚、印度的僧人,虽然翻译译场中有华人共译,在翻译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原来梵文、巴利文等语言的痕迹。了解译经中哪些语言现象是汉语固有的,哪些语言现象在其他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对研究汉语语法史,特别是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有重要意义。但对此如何进行研究,一直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梵汉对勘是最近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那么,又如何进行对勘呢?要解决对勘的方法,可能首先要对佛经的译者与版本、佛经语言的性质与特征等基本问题有一个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对勘的方法。

      一、从文献的角度看汉译佛经

      佛经文献数量巨大,仅见於《开元释教录》的,就有近2300部,7000余卷,5000余万字。这些译经的翻译年代,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到唐代之前,已经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大量的作品出自众多的译者之手。汉语史研究的魅力之一,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像汉语这样,有数千年的文献记载,同时又至今仍在使用。东汉以降,历代都有译者从事翻译工作,都有作品存世,这就使我们现在仍有可能看到不同时期的文献,换言之,可以看到文字记录的不同时期的语言。当然,流传久远,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讹误,甚至做伪,这就需要对真伪做一番辨别,对讹误做一些校勘。

      与之相对,梵文(包括巴利文等,以下以“梵文”或“梵”统称之)佛经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据研究,初期的佛经是口头流传的,早期来华的西域僧人也基本上是把佛经背诵出来,经过翻译,再用文字记录——当然是用汉字。所以,除近年在阿富汗出土的少量残片,现存梵文佛经基本上都是公元十世纪前后的。

      梵汉对勘是建立在假设梵文佛经是汉文佛经的母本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如果二者之间没有确定的“血缘”关系,对勘的价值就存在疑问。梵文佛经与汉文佛经成书年代上的不对称,是对对勘工作的第一个考验。

      不对称不等于没有“血缘”关系,只是这种关系需要检验。

      第一步,我们可以看看在对勘中,梵汉两种本子呈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以三种佛经为例:

      《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大业年中三藏笈多译

      归命一切佛菩萨海等如是我闻。一时世尊。闻者游行胜林中无亲搏施与园中。大比丘眾共半三十比丘百。尔时世尊前分时。上裙著已。器上给衣持。闻者大城搏为入。尔时世尊闻者大城。搏为行已。作已食作已后食。搏堕过器上给衣收摄。两足洗。坐具世尊施设如是座中。跏趺结直身。作现前念近住。尔时多比丘。若世尊彼诣到已。世尊两足顶礼。世尊边三右绕作已。一边坐彼。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到译经的手续:“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从此俗。”笈多本《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被认为是只经第一道手续,“完全保存梵文语法,中国人阅读之后,茫然不知所云”(注: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356-363页。)的翻译。他基本上是一对一的照译梵文,语序也是按照梵文,所以,虽然是汉文译经,但我们基本上无法读懂。如果这是一种供阅读、宣讲的佛经,那就是道地的“梵汉混合语”了。

      《撰集百缘经》题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

      吾当往彼(受其供养。汝等各自皆乘神通。往受彼请。时诸比丘。受佛敕已。乘虚往彼。去祠不远)。

      题支谦的《撰集百缘经》显然是另外一种情况,文字是可以读的,而且基本上文从字顺。和现存梵文本对照,( )之内的部分,是汉文有,梵文没有的。当然同时也存在许多梵文有而汉文没有的部分,为节省篇幅,我们不再举例了。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噩良耶舍译

      目前的研究指出此经无梵文本,其中对佛陀十三观的材料是采自西域的,其他材料如“九品往生说”,则是在汉地撰写的。显然这是经中国人改造过的佛经,其译者可能是伪託的。

      以相似性而言,笈多本《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梵汉文本最为接近,但对它的研究指出(注:见Edward Conze,The PrajiānpāramitāLiterature,65页。),这个本子是用来教中土僧人学习梵文用的,其用意不在读懂中文,而在知道梵汉词语的对应,其中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对语法史研究,没有价值。

      传为支谦译的《撰集百缘经》和梵文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但其间经过了改造。梵汉两种本子对照,总的感觉是从篇章到文字,都是一种“意译”,只是把必要的部分、必要的意义翻译出来,以供阅读、宣讲,传播教义。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现存梵汉文本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是“近亲”,是来自一个祖本的不同支系,其同异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原本差异。这种“血缘”关系虽然不能确定现存汉文本一定是来源于现存梵文本,但我们可以再与藏文本参对,在三者文字相同的部分,推测其间的渊源关系,看到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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