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县）字

      战国时期燕国文字中，有一个出现在地名后面的字，用例达数十之多，代表性写法有下面几种：

      

      吴大澂首先释为都（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补遗第4页，《说文古籀补·补补·三补·疏证》，中国书店，1990年。），但未做具体说明。字的左边从邑，右边或以为“古旅字”（注：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第6、9页，《说文古籀补·补补·三补·疏证》，中国书店，1990年。），或以为者的讹变（注：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120页。）。两种说法对构件理解不同，但都认同是都字。吴氏之后一百多年间，都从释都，还没有出现过别的释法。

      上举a、b、c、d各例中，a使用频率最高，代表着主流写法。a、b、c、d右半部分，大体上自成演进序列。（《玺汇》3951書所从，《陶汇》9·12書所从近似），与a、b、c、d所从迥然不同。即使是同期其他各国的者字，要么上半不同，要么下半有别，也未见与它完全一致的写法（注：参看李守奎《〈说文〉古文与楚文字互证三则》，《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469-470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515-522页。）。因此从形体上看，a、b、c、d右边所从既不能释为旅字，也不能释为者字。

      从用法上考察，释都也难以讲通。先秦时代，邑有先君先王之宗庙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曰都，距王国五百里曰都，四县曰都，十邑曰都，州十曰都，四乡曰都，大邑曰都（注：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28-2330页。）。其中州十曰都，四乡曰都为齐国制度。邑有先君先王之宗庙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曰都，距王国五百里曰都，四县曰都，十邑曰都实质或规模上与文例不合。所以过去一般把它理解为大邑。《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鲍彪本：“都，大邑。”吴师道补正：“《索隐》云，五都，齐地也。临淄是五都之一。”（注：刘向集录《战国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61页。）比照此处齐国大邑来看，都的规模相当可观。若把燕国文字中此字释为都，燕国便有多达几十个都，作为相对弱小的国度，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况且古书中当大邑讲的都一般不缀于地名之后表示单位或机构，和燕系文字用法不同。

      由于旧说的局限，近年来有学者在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冯胜君指出：“在战国燕系文字材料中，习见有‘某某都’之称，……亦习见‘某某城’之称，……都、城都应是地名后缀，不能看作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何本器铭文中‘方城睘（县）’在燕玺中又称‘方城都’。总之，无论在典籍还是在古文字材料中，‘都’都只能理解为城邑而不能看作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注：冯胜君《战国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第80页。）按照冯胜君的理解，都和城一样，是指建有城郭的城市，县是指整个县管辖的地区，包括城市和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这种说法在李家浩文的基础上有所推阐[1]49-59，显然比旧说为好，但仍有龃龉不通的地方。我们知道，县有一整套职官系统，从燕系文字材料看，都也有一整套职官系统，这就意味着在燕国的同一个县里普遍存在着两套职官系统。这在历代县制中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都中有所谓“封人”，都既指县城，又隶属县辖制，有什么必要设立典封疆的官呢？

      我们认为应释为袁。袁字甲骨文或作（《合集》31774）、西周金文作（《墙盘》速字所从，第四版《金文编》第104页）、战国金文作（《中山王壶》所从，第四版《金文编》第537页）、传抄古文作（《古文四声韵》上平，三十五）、小篆作（《说文解字》卷八上，二十一）。据裘锡圭研究，上面止形系手形讹变，字表示穿衣一类的意思，是擐的初文[2]89-90。后来在原字上加（圆字初文）声，成为形声字。不过，战国文字里，袁的声符又往往可以部分或全部省掉，前者如上引传抄古文中的袁，比较罕见，后者则比比皆是，可参看有关字编（注：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遠字。）。如果在之类写法的基础上省掉，余下部分便与一致。燕系文字中有一个不省的袁作（《玺汇》1655所从），止形左侧一笔省去，若去掉中部已变方加点的（注：袁的声符O中加点的情形又见于還戈（《集成》10980）中還的子声符。二字从吴振武释，贝《燕国铭刻中的“泉”字》，《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51页。），便和d所从相当。可见从形体上把a、b、c、d右半释为袁是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