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语言学的雄心：引言 十九世纪是历史语言学的天下。那个年代最后一批大将中有一位索绪尔，他二十岁上下就构拟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并假定了两个几十年后在赫梯语中得到证实的“喉音”成分。也就是他，后来改行另创共时语言学，一手将西方的历史语言学窒息了多半个世纪。如今，随着一些相关学科的有力进展，例如实验语音学、类型学、社会语言学和词汇扩散论、接触语言学和裂变—聚变论、数学和统计学等等，对于语言演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兴趣焦点之一。而历史语言学作为其中一部分也重新崛起。因此，本文题目中的“历史音系学的新视野”可以理解为“相关学科的进展引起的历史音系学的开拓”。下文先总体概要介绍一下这些学科对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和贡献，然后挑几个汉语研究的例子。在介绍之前，有两点要在文章开头突出一下：一是拉波夫的成就，一是奥哈拉的宣言。 拉波夫是研究共时语言学的，研究语音的社会变体。表面上看，与历史语言学不但无关，而且对立。但就是拉波夫对共时变异的观察，推翻了语言演变只能在发生后才能观察到的传统观点。这种从变化中的语言着手来探讨语言的变化，被认为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1]147。 如果说拉波夫的在共时中研究历时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那么奥哈拉的“实验重现历史”[2]（凡是历史上发生的音变，都要在实验室里重现）的宣言便是历来语言学中最激动人心的目标。这是一个崇高的学术理想，而不是梦想。其实，就是梦想，也没关系；不但没关系，还应该有梦想。人类总是先有嫦娥奔月的美梦，才有阿波罗登月之壮举。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奔月梦到登月舱之间建立一条通道，把这条漫长的道路化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进的技术性步骤。 二 新方法概说 本节的小题是“新方法概说”，而不是“新视野概说”，原因就在于“科学就是科学方法”（邦迪）。方法、工具的改进往往带来本体论，认识论的根本改观，也带来材料和对象的拓展。也就是说，新视野是新方法带来的。例如，自从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天文学的视野彻底改观，原来黑蒙蒙一团混沌的夜空，现在全是材料和对象了。历史音系学已经从目治时代，经过口耳时代，经过机械、电子时代，到达了数码时代。目治时代是指用眼睛看古书的研究方式；口耳时代是指手工操作记录活语言的宏观粗放时代；机械电子时代是指开始使用仪器设备来辅助人力；到了现在数码时代，高保真数码录音机和计算机语音软件则把历史音系学家武装到了耳目。 有关老方法的回顾请看朱晓农的两篇文章[3,4]。下面谈几种近年来逐渐引进历史音系学的一般性方法：雅各布森提倡的类型学，拉波夫开创的社会语言学，奥哈拉提倡的实验音系学，陆志韦开创的音韵材料的统计处理，以及迪克森提出的聚变裂变理论和接触语言学。 类型学对历史构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在理论上确立类型学在这方面作用的是雅各布森[5]，而在实践上做出突破的是Gamkrelidze & Ivanov[6]。印欧语的构拟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已大体完成，以后只有一些局部改进，如索绪尔关于两个喉音的构拟。Gamkrelidze & Ivanov利用Amenian语的材料提出“喉化理论”，用喷音(ejective)取代浊送气音，全面修正格林定律，使得历史语言学取得一个突破性进展。近年来我们关于群母音变的研究和重纽四等的构拟[7,8]，都以类型学为出发点之一。 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推翻了语言演变只能在发生后才能观察到的传统观点[9,10]。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改变，因为在变异派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之前，流行的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如霍克特有个著名的说法：语言演变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只能事后才能察觉[11]444-445。或如马丁内所说：“语音律的实施是盲目的。”[12]5布龙菲尔德坦承：“导致音变的原因我们毫无所知。”[13]385怎么变不知道，为什么变就更不知道了。只有等到语言变化后，记录下变化的结果，把它跟以前的记录相比较，才能看出语言已经变化了。Labov开创的变异派社会语言学，加上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使得我们能在现实活语言中来研究语言变化和变化中的语言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in change，并把这研究结果推广到历史语言学中，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并解释语言的历史变化。这样一种使用“共时方法”研究语言变化，被认为对我们认识语言变化的机制和动因有巨大影响[14]312，它回答了或正在回答布龙菲尔德、霍克特、马丁内认为不可能的问题。事实上，Chambers认为拉波夫研究变化中的语言可能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1]147。探讨历史上的语言变化，最好的切入点不是去格致尘封的古籍，而是直接观察变化中的语言。后文“数学方法”一节中介绍的“动态语言学”就是从社会语言学和词汇扩散论中发展出来的。 如果说拉波夫的在共时中研究历时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那么奥哈拉的“实验重现历史”（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音变，都要它在实验室里重现）的宣言便是历来语言学中最激动人心的目标。这是一个崇高的学术理想，它不是梦想，更不是空想，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研究，开始在奔月梦到登月舱之间建立一条通道，并把这条漫长的道路化成一个个具体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进的技术性步骤。具体的例子可参看朱晓农关于亲密与高调、群母演变、重纽四等构拟、元音链移[7,8,15,16]和古上声的性质（注：朱晓农《证早期上声带假声》，“汉语上古音构拟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提交论文、上海，2005年12月。）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