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修辞和诠释是“出身背景”大不相同的两门学科。修辞起源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古希腊，以对口头表达能力和效果的追求为其最初目标。诠释则随着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兴起应运而生，早期专注于解读《圣经》及其所代表的书面文本。前者是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学科，致力于探讨话语生产的规则和技巧。后者则和现代欧洲同步发展，以对话语的理解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过程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感和现代性(historicity and modernity)。然而，起码在诠释学家们看来，诠释和修辞又绝非仅仅是一般的相邻学科。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之一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以修辞作为界定诠释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当代诠释学的泰斗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两次专门撰文探讨二者的关系。另一位最负盛名的当代诠释理论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对修辞和诠释的分野予以高度重视，作了认真的阐述。这些关注促使我们注意到在修辞和诠释分别覆盖的言说(speaking)和理解(understandins)这两大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施莱尔马赫的一句名言，即“理解行为是言说 （或写作）行为的另外那一面”(Schleiermacher 1977:97)，是对这一联系的经典描述。不过，正如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讨论清楚揭示的，这两门学科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跟其他学科一样，诠释和修辞都通过与其他学科以及与整个当代学术生态环境的互动达到学科自我定型(self-fashioning)和自我发展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既互为参照、互相依赖又不无利害冲突。当代诠释学家对修辞的浓厚兴趣与其说是源于言说和解读的一种固有“亲缘”，不如说是发端于一系列超越了“天然”关系的特定学术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因素。 一、相辅相成，交汇贯通：伽达默尔论诠释和修辞的关系 伽达默尔对诠释和修辞的比较突出了二者的共性，强调在它们之间历来存在着一种深层亲合关系。他指出二者都因为在一个根本意义上与“人类语言”息息相关而具有“真正的普世性”。人类对世界的一切经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这些经验因而“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the essential linguisticality of all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world”）。从这一大前提出发，伽达默尔将诠释和修辞表述为上述“语言性”相辅相成的两面，认为它们都涵盖了人类对世界的所有体验，无时无处不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修辞作为“言说的艺术”（“art of speaking”）与人类经验的“语言性”固然同延(coextensive)，诠释作为“理解的艺术”也“具有丝毫不亚于修辞的普世性”。提起诠释，我们往往只想到对非当代文本的解读，认为诠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透过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不具备那种一目了然的可理解性，容易被误解”。然而非当代文本由于时间和文化距离造成的理解困难只不过是“人类遭遇世上一切新异的、与我们依据经验对日常秩序抱有的期待不一致的事物”时注定要碰上的麻烦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诠释所解读的其实是不断变化、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挑战我们的固有认识，因而需要被不断重新理解的整个人类世界，并不仅仅局限于被文本化了的那一小部分经验(1997b:318-319)。 其次，诠释和修辞还都由于在一个根本意义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而无法完全加以理论抽象。伽达默尔指出“言说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是人类自然而然掌握的能力”，都能够“不通过有意识地应用规则，仅依赖对天生能力的培养和应用获得充分发展。在这一个意义上，修辞和阐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97a:49)。作为一门学科，修辞“远远谈不上是科学”("far removed from the claim to be sciences")。它“跟实践以及制约这一实践的那种理性”难解难分，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自由’艺术”，也就是说，是“使人类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基本行为形式”("human Dasein's basic forms of behavior")之一，不同于人们必须“通过学或做”才谈得上掌握的“那类才艺”。同样，“解读和理解的艺术”也都不是人们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那类“特殊技艺”，而“属于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那些技能”(1997a:58)。从跟这两门学科相关的“日常实践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中将它们所体现的“纯艺术”分离出来“只在一个有限程度上办得到”。不管是在理解／解读还是在言说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应用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性的”。因此，“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诠释和修辞的实践者通过这两门学科“获得了某种和其应用没有多少关联的理论觉悟”(1997a:57)。 与这些先天确定的共性相映成趣的是诠释和修辞在各自发展其“理论觉悟”或“纯艺术”的后天历史过程中不断相互交汇。伽达默尔指出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以西赛罗的修辞作品和论著为代表的古籍重新被“发现”，促使修辞这一古典学科再次崛起，形成了一个“修辞无所不在”的新局面。然而这一局面“不无其怪异之处”：古典演说的文化空间早已不复存在，修辞又怎么能够“在不对自己原来的功能作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就得到人文主义所希冀的那种更新”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场“修辞复兴”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特征。由于按照古典模式重新构建这一时期的修辞意味着人们必须克服两个相关语境之间的历史距离和文化间隔，更由于通过典籍“研究古代演说术”是振兴修辞的必由之路和先决条件，“修辞的任务移向了诠释”。也就是说，以“复兴修辞”的名义进行的其实是对典籍的诠释，修辞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的那场张扬恣肆的崛起过程同时也是它悄悄地实现“诠释转化”的过程(1997a:48-49)。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有待于命名的“诠释思想”也同时被修辞化了。熟悉文本的生产方式和构筑规则 （即修辞艺术）被认为是正确诠释的基本条件。修辞“对文本解读这一新任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早期诠释思想家们的共识。正如16世纪新教诠释学先驱Philipp Melanchthon所总结的，“任何人假如不事先通过一种艺术领会［复杂文本］各组成部分如何按一定次序组织起来和表达出来，假如不通过同一艺术弄清楚言说者的意图……，则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些文本”(1997a: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