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一种动力，一种自然法则。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别的语言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所以，语言的演变既有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二者交融一起推动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既有轻度的或表层的影响，也有重度的或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共存的国家，由于各民族之间长期交往，语言接触频繁、复杂，不同的语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一幅多类型、多层次的语言接触画面。 语言学家经过多年来的探讨，对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描写好语言事实、理清语言的历史演变，必须研究语言接触问题。近年的研究证明，深入研究我国的各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接触的视角，就无法认清语言的真实面貌。过去，由于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描写和语言演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不到位，或解决不了。可以预见，语言接触的研究今后将更加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然而，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步步深入，人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又有方法上的；在原因上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是语言接触研究能否取得不断进展的关键。本文主要根据作者自己调查、研究语言关系的体会，并回顾了近期我国语言学界研究语言接触的历程，谈谈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二 鉴别语言影响成分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和前提 处于接触关系中的语言，语言成分包含固有成分（或原生成分）和影响成分（或外来成分）两类。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势必使被影响的语言增加外来成分（包括借用成分和受影响产生的变异成分）。外来成分与固有成分是不同质的，但二者往往交融在一起，不易区别开。因而，在进行语言接触的研究时，研究者的心目中必须重视固有成分和影响成分的区分。因为如果不先把影响成分从各种语言成分中剥离出来，就不能根据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科学的、有成效的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语言接触的客观规律。 但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区分固有成分和影响成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语言影响历史久远的语言，或是受深度影响的语言，区别影响成分和固有成分的难度就更大些，甚至有的成为久久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长期争论不休的壮侗语族和汉语之间的系属关系，其焦点是两者相同、相似成分究竟是语言接触引起的，还是固有的同源关系，就是一个影响成分与固有成分难以区分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此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承继李方桂的观点，坚持认为汉语与壮侗语族有同源关系，一种是以美国白保罗(Paul.Benedict)为代表，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长期相持不下，成为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坚持同源论的学者认为，这些相同相似的成分中虽有语言接触带来的成分，但也有同源成分；而坚持非同源论的学者则认为这些相同相似的成分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不能作为同源关系的依据。这种分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新的理论问题，即怎样区分同源和借贷的界限。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之上的历史比较法，区分印欧语系的借贷和同源的界限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而对壮侗语族和汉语之间这种长期交融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语言关系就不那么易于被识别。一批有关系的词，一方说是借词，一方则说是同源词，谁也提不出说服对方的过硬理由。比如数词，汉语和壮侗语族之间究竟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梁敏、张均如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没有同源关系而是接触关系[1]。而丁邦新则认为“五”“六”两字“台语的读法不可能是从汉语借过去的”[2]。双方各持己见，各有自己的道理。诸如此类的分歧很多，久久困惑着汉藏语系语言学家，看来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汉藏语系同源关系难以区分，关键是提不出一个能受到普遍认可的、无懈可击的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标准。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同源词是要有语音对应规律作为根据的。但人们在运用这个标准时碰到两难：一是不仅同源词有语音对应关系，而且借词同样也有语音对应关系。二者之间虽有一些不同，但也有相同的。这样一来，单靠语音对应规律就无法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另一困难是，有一些语言之间（如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词数量太少，一条语音对应的例词太少，无法以此确立语音对应规则。藏缅语族和汉语的情况就属此例。 因而，近几十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做了艰苦的探索，试图根据中国的语言实际寻找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标准，于是出现了深层语义分析法、词阶判定法、词族证明法、文化参照法等一些方法。虽然这些研究还未能取得共识，还存在各种质疑，但却反映语言接触研究的新进展，表明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历史比较法是不能完全解决汉藏语系的历史系属问题，而应从汉藏语系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借鉴历史比较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于汉藏语系特点的原则和方法。 至于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关系，由于一般都认为有同源关系，所以把二者关系词中的基本词，如“目、鼻、耳、手、脚、我、你、一、二、三”等，都看作是自古以来的同源词，尽管有的语音对应条例还不那么严谨。但由于在总体上人们对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同源关系确信无疑，以致对一些相同相似的基本词从不怀疑存在借用的可能。汉语对藏缅语族的影响，一般认为是后起的，也就是说藏缅语族中的汉语借词是后来进入的，而且大多是近代才有的。事实上，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同源关系，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并没有像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严格地说，藏缅语族和汉语之间以往被认为是同源关系的成分中，是否有接触成分，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里还涉及到谁影响谁的问题。在语言接触中，一般是强势语言影响弱势语言。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里，汉语一直是我国境内的强势语言，即便是汉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元、清两个朝代，汉语也还是强势语言。所以，当我们看到汉语和其他语言有相同、相似的现象时，很快就会认为是汉语影响另一语言的。这似乎成为一些人的定势思维。但近期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汉族人口较少，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也会影响汉语。如：青海地区的汉语方言由于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出现了声调数目少、OV型句式多等现象。湘西一带的汉语方言，有一些特点与周围的苗语接近，而不同于其他汉语方言（如重叠形式的四字格词的构造等），究竟是不是受到苗语的影响，也还不清楚。至于史前的语言关系，我们至今所知甚少，有学者推测，早期在南方古越人的势力比汉族的祖先大，古越语曾经影响过汉语。这种推测对汉语史的研究虽有启发，但目前还缺乏可信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