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刊载王玲、王在琦的文章《日语中的拒绝表达形式研究》。文章认为，日语中表达拒绝的方式因语境的不同或说话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熟悉程度的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日本学者森山卓郎将日语中的拒绝表达分为四种类型，即直截了当型、说谎型、拖延型、搪塞型。本文借用森山的分类法，运用大量的语言素材对日语的拒绝表达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直截了当型”因过于直白往往会危及交际者的面子和人际关系，“搪塞型”因态度过于敷衍、回避，所以这两种方式一般很少被人们采用。在日常的语言交际中人们最广泛采用的是“说谎型”和“拖延型”。这符合日本人不喜欢直来直去的语言习惯和崇尚“以和为贵”的精神。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这一语言习惯及文化背景，就容易在与日本人的交际中产生误解、引起尴尬，使交际不能顺利进行。 《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载肖家燕、王小潞的文章《语法隐喻与宋词英译的经验重塑》。文章认为，语法隐喻以小句的及物性过程为基础，在宋词英译中发挥了经验重塑功能。以语篇为单位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个及物性过程的选择，小句及其及物性过程建构了语篇和经验实现。宋词《水调歌头》及其三种英译文的及物性过程对比表明，诗词翻译中，成分层次的语法隐喻是高频现象，与原文相比，译文中的及物性过程普遍发生变异，因而塑造了不同的经验现实。这为诗词翻译方法和批评带来一定启示。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载施兵的文章《叶斯泊森语言观评析》。文章指出，叶斯泊森认为语言学家应忠实记录语言的使用情况，而不是人为地去规范语言的使用；应结合语言的发展史去研究语言，才能赋予语言理论最大的解释力；语言的本质是语言使用者的一种交际活动，必须结合使用者、使用情景、使用方式来考察语言；必须看到人类共同的生物基础和认知基础使得多样的语言中呈现出“人类共性成分”。以上观点可以归纳为描写主义倾向、历史主义倾向、交际主义倾向、认知主义倾向。当今语言理论的发展事实验证了叶氏观点的科学性。 《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载赵维森的文章《从隐喻到明喻——人类思维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文章指出，现代隐喻学认为，隐喻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认知思维方式，所以，对隐喻和明喻的区别必须从人类认知思维产生发展的历史角度予以说明。由此发现，隐喻和明喻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分别代表了人类认知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事物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以及两种基本的认知方式——感性直觉的求同认识和综合同异的理性认识。隐喻和明喻从形式到内容、从语义特征到功能效用等方面的一系列不同特征，只有在这一本源性质区别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终极的说明。 《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刊载任蕊的文章《论意向性及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瓶颈”》。文章认为，意向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意向联系着言语与现实世界，人通过言语表达自己的意向，反映自己的意识活动。意向性首先是精神哲学研究最为深入的哲学概念，后来被语言哲学家用到语言哲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于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状况的介绍，分析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提出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理论得以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进而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瓶颈”。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载吴志芳、雷君君的文章《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及分期概论》。文章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翻译理论，按照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期、转折期、发展期、鼎盛期以及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形成期。从这六个方面概述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足迹，反思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