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6日，我在石家庄市举行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中曾经讲到，音韵学人应该重视出土简帛的研究，以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代表的出土简帛文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许多领域内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可是音韵学者的反应却显得热情不够”，“自殷商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十分惊人，用这确凿无疑的材料来修正、补充、提升、发展我们的古音学，我大胆推测，这么巨量的而且是陆续不断的出土简帛将是中国好多学科原始性创新的源泉，自然也包括我们的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音韵学研究通讯》第24期，2004年） 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位年轻的博士生正在着手搜集楚简的材料，并且把楚简音韵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方向。这位博士生就是《战国楚方言音系》的作者赵彤同志。如今赵彤同志在他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三年来，精益求精，反复磨砺，“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成就了这本专著《战国楚方言音系》。 此书值得赞许之处首先在选题之佳，起点之高。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以研究古音，这就是抢占学术前沿，意义非同一般。赵彤同志的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出土文献研究和传世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符合先贤创建的“二重证据法”的精神；把上古音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这就是“会通”、“交融”。我在2002年9月写成了一篇“义理”论文《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一鬼魅法则”》（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又见《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第181-192页）在这篇论文中，我说：“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不可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立。”“我们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该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甚至‘融会’，这是新的‘二重证据法’，或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都视作前人的宝贵遗产，我们坚定地主张将二者调和、结合、整合，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中，产出精品，甚至传世之作，这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的必由之路。”以上这些“结合论”观点是我2002年提出的，不意我却成了预言家，时隔四载，如今在赵彤同志的这本书里应验了。赵彤同志的这本《战国楚方言音系》就是“结合论”结出的果实，至于能否誉为“精品”，还有待学界的评议与时间的认定，但是，我以为，“精心”、“精彩”四字，赵彤此书足以当之。这本新著充分证明了“新二重证据法”是行之有效的，确是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我在此再次指出，“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本来各自都是传统的方法，都是前代的精英、我们的先辈创造出来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取二者之优，扬二者之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新二重证据法”，这方可称为对中外优良传统的继承，方可称为在新形势下、新时代里的创新。我再次大声疾呼，做语言的历时研究的学人，如果想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的话，应该运用“新二重证据法”，走“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二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人向来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么“结合”就是“大”；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这“结合论”就是“上”！时下竟有人以巧言而背离“结合论”，鼓吹单一论，不知何故“出此下策”？ 我还要继续“蠡测”赵彤同志的这本专著。描写、研究现代的方言，在当今中国的语言学界是显学，如今书店里方言学的书琳琅满目，一则因为中国的方言资源特别丰富，二则因为老中青方言研究专家数以百计。而我们汉语的历史很是悠久，可是研究中古、近代方言的学者及其论著则少得多。至于上古，我们一直只知道“上古音”、“上古音韵”、“上古音系”、“先秦音系”、“诗经音系”等术语，约二十年前吧，我们又知道“殷商音系”，这是因为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关于殷商音系论文的缘故。可是“上古”即秦以前的方言呢？确也有专家利用古代典籍记载的资料对当时的某种或某些方言的特点作了尽可能的研究，出版了专著或发表了论文，这都是应该赞佩的。而描写、构拟上古某个具体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书，却一直没有。现在我要说：如今有了，就是这本《战国楚方言音系》。这在上古音研究史上是不是首次？这是不是具有创新性的意义？毋庸我饶舌了。 赵彤同志奉献给学坛的二千多年前的汉语楚方言音系，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谓予不信，请读此书附录一“‘屈宋庄’及郭店楚简《老子》、《语丛四》韵谱”和附录二“楚简声母谐声关系总表”。收获跟耕耘成正比，所以作者多所发现，比如《楚辞》的用韵，古今研究者不可谓少，或认为与《诗经》无甚差别，或认为有些韵部合用不分，而赵彤同志通过钻研，特别是结合楚简的研究之后，仍然能有新见，比如长入声字变为去声，脂、真两部各有一部分字转入相应的微、文两部，侯、鱼两部应该分立，东、阳两部，真、耕两部亦然，等等，论证既然充分，结论当是可信。作者还通过分析合韵关系的变化拟测了主要元音的演变，这也是有益的探索。 赵彤同志此书以“屈宋庄”加楚简的用韵和楚简文字谐声为两根巨柱，建立了战国楚方言的音类体系，并进而构拟，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语音符号显示的战国楚方言音系。构拟是上世纪从西方输入的“历史比较法”的内容之一，或者说是伴生物。构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充分肯定，因为它以直观的形式体现了作者构建的语音系统。前辈大家如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都重视构拟，他们多年前的共同看法是，“搞拟测也是搞系统，真正的读音是不是那样子的，还不能说”（《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第12页）。我认为，这两位大师的阐述揭示了构拟的实质，可谓得其精义，他们的话才称得上“正”与“确”。已经到了2005年了，居然还有人侈谈、提倡“学术前沿”、“构拟古代音值”，谬之甚矣！如此游谈无根，必然引导青年误入歧途。一个研究语言史的学人，如果在头脑里构建出某个语音系统，或者像高本汉那样以瑞典方言字母（案，并非国际音标）显示，或者像其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那样用国际音标显示，皆无不可。我认为，进行语言史研究，如果意欲构拟，当进入构拟阶段时，构拟的准则之一是，力臻自圆其说，避免自相矛盾，亦即必须思虑周密，以求圆融无碍；切忌顾此失彼，而致左支右绌。当然，还需要经得起诸多检验，等等。我知道，赵彤同志为构拟战国楚方言音系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读赵彤同志的构拟，就是读赵彤的系统。对此道有兴趣、有素养的学人，自可去解读他的构拟，给予应得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