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以下简称《登》文）认为：古“冯”有登义。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憑)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即“凭轼而望之”。 的确，古“冯”有登义。但是，词义渗透并不是无往不适的规律和公式，“登”有无凭依之凭义，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相比于旧注、成说，《登》文缺乏说服力。例如《左传·哀公十六年》：“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杜预注：“升为大夫。”杨伯峻注：“据杨树达先生《读〈左传〉》，‘登’即《论语·宪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之‘升’。子伯季子本为孔悝之臣，卫庄即位即升之为己臣也。”“新登于公”译为“近来升官升到卫侯那里”，被批评为“犯增字为训之病”；而《登》文释作“新近依附于卫侯”——“凭依”变作“依附”，较起真来，不也是偷换概念么？鉴于议论文字比较抽象，如《登》文所列举的《诗经·大雅·崧高》“登是南邦”、《左传·昭公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左传·哀公十六年》“新登于公”等3例，诗歌词语缺乏语境限定，如《登》文所列举的杜甫诗“四登会府第”、“立登要路津”、“晚泊登汀树”等3例，要确证某词只能释为甲义而不能释为乙义，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有效讨论，此6例姑置不论。而《登》文其他证据皆不能令人信服，谨商榷如下： 一、“登陴”之“陴”并非城上女墙。《登》文认为“‘陴’为城上女墙，非可登者”。其实《左传》所说“登陴”、“守陴”之“陴”已经不是指城上女墙。《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东汉贾逵明确指出：“陴，城也。”（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杨伯峻注：“陴，城上女墙也。亦曰陴倪，《墨子·备城门》云：‘俾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是其制也。守城者必登城而守陴，故守陴即守城也。《备城门》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此亦当近之。”可见“登陴”、“守陴”之“陴”都是指城墙。至少如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左传》言‘守陴’者，是女墙；言‘登陴’者，则是城垣之通名。”此外，即使“登陴”之“登”为凭依，也是指凭依于陴，词义不同于“守陴”之“守”。因而说“‘登’有凭守之义”，岂不是有增字为训之嫌？ 二、说“‘乘’亦有凭守之义，如《史记》、《汉书》每言‘乘塞’、‘乘边’者皆是”，这不符合《史记》《汉书》语言事实。《史记·黥布列传》“乘塞”司马贞《索隐》：“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汉书·匈奴传下》“乘塞”颜师古注：“登之而守也。”《汉书·韩安国传》“乘边守塞”颜师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备守也。”虽然“登”的目的是“守”，但词义仍是“登”。否则就无法解释诸如《汉书·贡禹传》“乘北边亭塞候望”这一类的“乘”（颜师古注：“乘，登也。”）。所以李奇释《汉书·高帝纪》“乘边塞”之“乘”为“守”，颜师古就不同意：“乘，登也。登而守之义，与上‘乘城’同。”颜注是正确的。《汉书·高帝纪》“乘城”可为佐证：“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颜师古注：“乘，登也，谓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传》曰：‘授兵登陴。’”假若“乘”释为凭守，那么不仅重复累赘地成了“坚守守城”，而且丢失了“连城数十”的宛郡吏民登上城墙的情节。同样是“乘城”，“乘”的词义不可能不一样：“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人土城，乘城呼。”（《汉书·陈汤传》）后一“乘”只能是“登”（颜注为“登”），而不是凭守。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乘城”是为了躲避大水，与凭守毫无关系，颜注“乘，登也”是也。总之，所谓“乘”与“登”同义，是指升登而非凭守，这在上古汉语中是一贯的。例如《诗经·郑风·子衿》“在城阙兮”毛传：“乘城而见阙。”郑笺：“登高见于城阙。”孔疏：“乘犹登也，故笺申之。” 三、“登木”不是凭木。《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郑玄注：“木，椁材也。托，寄也。谓叩木以作音。”《登》文据郑玄注认为：“‘登木’谓抚据椁木，并不是指登立于椁木之上。若登立于椁木之上而‘叩木以作音’，则只能发出沉闷的音响，且要扣木作音，无需站到椁材上面去，所以此‘登’字亦当训凭，凭者据也。”我们认为，这里的“登”仍是升登。例如《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郑笺：“猱之性善登木。”《尔雅·释兽》：“犹，如麂，善登木。”“登木”即上树。《檀弓下》的“登木”指登上椁木，前人已经明言，历来并无疑义：“登木，履椁木材之上也”（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十五），“原壤放达自居而不由于礼。考之《檀弓》，于其母死，升木而歌，则可见其人矣”（宋张拭《论语解》卷七）。置疑的关键，是误解了《檀弓下》原文与郑注所谓的“音”。郑注“叩木以作音”之“音”即“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之“音”。何为“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是说：“凡歌曲，都产生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中，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变化而成曲调，就叫做歌曲。”[1][p628]原壤所说“久矣予之不托于音”，是说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歌声来寄托感情了。显而易见，此“音”指他唱出的歌曲，而不是叩击椁木发出的声响。因而就无所谓叩木的音响是否沉闷，无所谓是否站到椁材上面去扣木。再说，“登木”与“歌曰”可以是先后的动作行为：始而升登于椁木之上，继而叩击椁木而唱歌——谁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呢？应当指出的是，《檀弓下》原文并无“叩木”情节。郑玄注“谓叩木以作音”，“叩木”作为唱歌的方式，也只是郑玄的推测之词。原壤唱歌时可能“叩木”，而非必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