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件。离开媒体，也就失去了联结中国社会各个部位的“脚手架”，失去让中国社会系统循环起来的传通管道。但是，在中国媒体繁荣的大背景下，却存在一些隐忧，其中之一即是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问题。 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 当代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倚重。中国当代传媒改革释放了媒体的产业功能，迅速解放了媒体生产力。在这过程中，中国媒体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传媒产业功能释放的同时，媒体的系统功能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型，即从原先单一的意识形态功能渐渐向意识形态、产业、社会等多元化的功能结构转化，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从当前的媒体发展形势来看，其功能结构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媒体原先单一、僵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弱化了，但它的另一头却翘了起来，即媒体的产业功能得到了过度释放，一头扎进了商业化的滚滚洪流中。面对市场法则，很多媒体只能俯首屈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为了生存，被迫迎合市场规则，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至于媒体的其他功能或责任，在急切的生存竞争面前，也就无暇顾及了。实际上，与西方那些传媒大鳄比较，中国的传媒经济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这说明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得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发展才是。但问题是，中国媒体经济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中国媒体结构出现了失衡问题。过度倚重于媒体经济功能，就会影响媒体其他功能的发育，其中媒体社会功能的弱化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二是媒体对社会切要问题的漠视。媒体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环境监测功能。通过媒体的信息探察，社会公众可以知道目前所处的社会方位，知晓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没有风险。如今，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各种各样的风险给社会的系统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更需要媒体提前向社会作出预警。但在急迫的市场压力面前，多数媒体习惯于浮面地反映社会的表面变化，对社会深层问题、宏观问题缺乏深入、准确的诊断，对眼前切要的社会问题缺乏敏感以及深入关注。如今的媒体，在及时反映社会变化的能力方面已经十分先进了，这表现为媒体要做独家性新闻越来越难，但在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分析、长线把握方面，媒体的意识和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是媒体的社会聚合能力下降。媒体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充当社会“胶水”，它把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件联结起来，合为一个有机体。特别是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媒体的聚合功能就显得尤其重要。但实际上，在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中，我们的媒体聚合能力并没有提高，相反，还有衰弱的趋势。多数情况下仅仅停留在临时性、浅层次的聚合方面，只能制造暂时性的“同意”，不能形成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共识。这表现在一些重大舆论事件中，媒体无法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报道和多层次、多维度的意见表达，帮助受众达成共识，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 媒体社会功能弱化的根由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在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问题。媒体身处其中，也深受影响。媒体被整个社会系统裹挟在中间，除了受制于外部环境的约束外，也受到媒体场域自身逻辑的制约。我们认为，媒体社会功能的相对弱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是社会的碎片化，造成媒体功能在短时间内难以匹配。改革推动了我们的社会转型，这场社会转型使社会力量得到复苏。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带有极大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活力，使社会在多元化的维度上有自由成长的空间。“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①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自发性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② 由于社会系统缺乏整体性的安排和逻辑统合，造成了社会的凝聚性严重不足，而社会离心力则随着改革的推进在不断增强，致使社会整合不够，越来越多的社会部件被甩出了社会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有机整合功能就大大弱化了，社会冲突和矛盾就会显著增长，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风险也迅速升级。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社会步入风险社会阶段。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媒体虽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冲动，但因社会过于复杂、无序，媒体的社会性功能的发展总是追赶不上社会变化的节奏。比如一度“民生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欢呼，这体现了人们对媒体社会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期许。但最终在实践中，民生新闻仍只能在社会的表层游走，这也反映了中国媒体在时代和社会变革节奏下无法与之合拍的努力和尴尬。 二是权威政治要求媒体成为守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后院”。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改革从政治学意义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全能主义新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运用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资源来推进一场新政运动，整体政治结构仍然是全能主义的，如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新政策的自上而下推行，党运用全能主义政治的资源来实现政治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非全能主义的新事物逐渐地“脱全能主义化”。而到了90年代“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社会多元化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全能”体制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现行政治权威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如执政党的地位、党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与组织渗透，以及党中央对基层的组织动员力，国家政权对传媒、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对作为国家命脉的大中企业的有效控制等等。这种“后全能型”的政治权威模式可概括为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政治参与，高经济投入”结合的发展模式。③ 在这种后全能型政治权威体制下，媒体是被作为“存量”资源而被暂时性搁置的。因此，媒体改革相对经济改革而言，其速度和深度远不及后者。由于媒体涉及意识形态安全，涉及到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决定了媒体改革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体制性突破。在权威主义体制框架内，媒体首先需要守住的是其政治底线，这是刚性约束。相比之下，媒体的社会性功能虽然得到很大的释放，但由于“事业性质”的刚性约束，媒体的社会功能的释放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有限释放。这种后全能型权威政治体制是中国作为后发展型国家应对全球化浪潮的产物，有助于集中国家内部资源应对外部冲击。这种体制有助于发挥国家/执政党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应对外来的不测与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把媒体控制在国家和执政党手中，有利于控制中国的象征资源，控制信息传播制导权，从而控制社会的信息走向，把人们的注意力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即通过控制媒体议程来控制社会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