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灵魂·标识·政治偶像 在全球化构成的全球资讯高密度网络中，作为政府传播重要内容的领导者公共形象传播具有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技术特性。如果说，以前时代，领导者形象行为多受制于“公共伦理”的话，那么，现时代领导者形象行为则更多受制于传媒系统的“既定预设”。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在不断进行复杂的繁衍；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又在进行简单的抽象。通过标识来认识和定义社会事物，是这一传媒政治时代的一项文化要则。 普列汉诺夫说：“历史上真正重大的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两者都是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1] 今天，人类进入了一个公共人物主宰社会事件和对社会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时代。领导者公共形象是公权形象的灵魂和“人格化”代表。公权形象、政府形象乃至一切意义上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行为形象，通过领导者形象来体现和代表，是现时代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在公权形象体系中，领导者公共形象具有标识(Sign)、标签(Label)、符号(Symbol)的作用。一个领导结构中出现的“信任危机”，首先一定是“形象危机”。 政党领袖是政党形象的核心，政府首脑是政府形象的核心。无论是何种层级的领导者，都是这一层级、一定领导部门天然的“形象大使”。一个独裁者，往往是一个独裁政府的最好注释；一个民主型领袖，则往往是一个开明政府的具体演绎。萨达姆的政治强人形象，是前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的象征，而南非德克勒克政府的民主形象，则通过德克勒克这一政治家形象得到了诠释。 20世纪末(1997—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谁出任总理候选人、挑战科尔这个问题上，曾犹豫不决，难分伯仲。党内看好党主席拉封丹，但社会舆论和经济界则更看好施罗德。德国社民党权衡再三，决定由施罗德而不是由拉封丹担任总理候选人，因为施罗德更能“代表党的社会形象”。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说：选择施罗德“主要是出于对媒体和政治间的辩证关系的考虑。在媒体时代，党的首席代表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的要求。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推销自己的人，社民党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也才能有实现其纲领的机会。”[2] 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鉴于领袖越来越多地具有的影响民意、影响行政效率和政治合法性的“标识”特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有头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更注意通过提升“形象效益”来凝聚民心民意。今天我们甚至可以用“形象政治”、“传播政治”这样的语汇，来描述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政治。 不仅如此，良好的领导者公共形象今天还可以造就“偶像效应”。“政治偶像”是社会领域内由其杰出、独到的表现而受到人们喜爱并追崇的人。例如，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偶像”效应十分显眼，形成了持久的辐射效应。在俄罗斯，以“普京”命名的餐馆、食品、物事不胜枚举。“普京”不仅出现在报刊上、商店里、公共场所和书摊上，而且真正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出现在彩蛋、背心、钟表和其他各种编织品和绣制品上。有人干脆把普京的形象作为文身刺在身上。俄罗斯出现了专门制作普京塑像和铜像的铸造业。全国各地，人们兴起桌上摆放普京塑像之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库萨市一家商店，靠生产普京半身塑像赚大钱。关于普京的各种传记大量营销。总之在俄罗斯，任何同普京有关的商品，都可以成为畅销品。俄罗斯一家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普京是当今俄罗斯人心目中“最爱戴”的人。俄罗斯39个地区的1600名受调查人中，有61％的人认为普京是最佳政治家。[3] “偶像效应”是古今人类社会生活都有的现象。社会公众对“政治偶像”的追崇，虽不似“粉丝”迷恋歌星那样狂热，但“政治偶像”更具有行为和人格上的穿透力，人们受他们潜移默化更持久。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对“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撩开了某些长期被遮蔽的情况。一时间，李昌平成为公共舆论推崇的人物，他反映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也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重要参照。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出版后，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人们开始关注自己视线外的农村。全国各地纷纷写信或去找他，向他反映“三农”问题甚至向他上访。[4]“偶像效应”持续发散。 广延性：空间与社会辐射面 传媒政治时代，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密集化形态的构成，领导行为过程的广延性大为拓展，媒体形象空间效应更为突出。1957年10月，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进入了卫星和宇航时代。1962年7月10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利用“电星1号”(Telestar-1)，最早实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图像信息传输。接下来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1969年7月阿波罗号飞船登月的实况转播，开创了“天涯共此时”的资讯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