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的地位，在中国向来比较尴尬。一方面，谁都不否认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意义，不否认其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另一方面，谁也不觉得新闻史研究同新闻传播有多少非此不可的关联，最多谈谈古为今用的道理。然而，真正践行古为今用的又少之又少，相反，倒是眼见许多“古人”的弯路，今人又义无反顾、乐此不疲地重走一遭。在遍地开花的新闻院系，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尤为突出。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无不认为这是一项基础功课；而另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又无不为之头疼，教者昏昏，学者沉沉。于是，对待新闻史研究，常见的情形总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过去宗祠里的祖先牌位，逢年过节的时候受受朝拜，平时则冷冷清清，寂寂寥寥，灰头土脸，无人过问。 问题与症结 那么，问题及其症结在哪儿呢？既然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具有首屈一指的基础地位，那么为什么又门前冷落车马稀呢？简要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如同新闻学的其他研究一样，受益于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有三方，即业界、学者和学子。显然，业界基本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同新闻实践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也确实没有多少记者、编辑、老总、制片人等，会怎么关心历史上的某份报纸、某个报人、某篇报道，这些“陈糠子、烂谷子”看上去同风风火火的新闻实践仿佛关系不大。新闻院系的学子同样如此，除了必修课、拿学分、完成培养方案等，绝大多数本科生、研究生也不觉得新闻史有什么意义，最多了解一些新闻传播的演进脉络，而且不等毕业说不定就全部交还老师了。三方里只有学者才会由于某种需要，认真而偶尔地翻检一下有关新闻史研究，就像查字典一般确认某个事项。于是，说起来地位显赫的“基础学科”，却与广大新闻人基本无关，与众多新闻学子基本无关，而仅仅成为专家学者“寻章摘句”的领域。由此一来，新闻史研究自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欲不尴尬，其可得乎。 莫非数以百万计的新闻人、数以十万计的新闻学者和学子，真的不喜欢、不需要、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克罗齐所谓“真的历史”或者真的新闻史，始终热情不减，青睐有加。以2006年去世的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为例，不少中国记者就坦言自己深受其影响。再如，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题，深为目前“外宣”局面所困扰，有关方面也不惜血本展开研究，可惜成效似不显著。其实回顾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外宣工作的成败得失，就有许多值得汲取和提炼的有益内容，如外文局前局长段连成就是一座研究“富矿”，他的《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等文本及其背景就值得深入讨论。近年问世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冰点故事》(李大同)等业界人士撰写的新闻史著述，甚至成为坊间畅销书。至于许多新闻史的“警句”更是流播人口，深入人心，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等。总之，新闻史研究并非“鸡肋”，而是同新闻实践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那么，新闻史研究何以处境尴尬呢？ 对此，各方已经多所论列，不乏精辟之见，比如常说的“革命史范式”及其局限。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在《新闻大学》撰文，侈谈所谓“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还蒙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其中，也谈到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及其根源： 横着看，是深受近世科学理性支配、以所谓“积累准确的知识”为唯一目标的实证主义史学；纵着看，是华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官文化”。其特征或可归结为“微观·实证·事态”，即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惮其烦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 新闻史研究的症结或可归结为对思想的抽象和对诗意的想象之轻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历史既不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真正的史学家也不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史学家皮雷纳说得好：“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中大诗大美的眷恋，正是揭示历史进程、展现历史魅力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新史学提倡由今及古的“倒溯”法，张扬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立意之所在。(1996) 现在看来，这些认识不免肤浅，尚不成熟，正如编者按所指出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光见到人仍然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不过，即使如此，其中对新闻史研究及其问题的感觉应该说还是恰当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知识、没思想，有专业、没文化。也就是说，新闻史研究虽有汗牛充栋、成千累万的历史知识，却没有多少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思想理论；虽有考订精慎、辨析入微的专业积累，却没有什么千回百转、留韵无穷的文化蕴涵。总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略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这大概才是新闻史研究不尴不尬的症结吧。 新史学与旧史学 为了突破这种尴尬局面，许多学人一直在积极探求，一些博士论文尤为突出，如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赵月枝等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等。笔者近年来也在艰难探索，希望走出一条新闻史研究的新路，至少希望对新闻学子能有一点启发性，甚至吸引力。比照当代“新史学”，不妨将这种不同既往的新闻史研究称为“新新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