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学者们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可说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相反，从现存的问题看，仍有一些误区和难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索。 一、从革命史化的问题说起 首先，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不少学者在新闻史分期中几乎照搬或沿用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这就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吴文虎，2003：P.206)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阶级分析往往成为新闻史研究中的唯一方法；对政治立场的过分关注，妨碍了对新闻事业自身规律的认识；有些可以超越政治派别与立场的有益的经验，却因政治原因被忽视或被挡之门外。 其次，不仅在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就近代中国革命史而言，它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10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这109年间的中国历史，其中有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又有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般来说，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变革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与此发生直接的关联，这些都是不容置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行业的发展、所有思想的演变都得一律按此对号入座，产生某种趋同现象。比如，中国近代报刊业滥觞于1815年在中国境外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离开鸦片战争相距20多年，而且没有发生在中国本土。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刊物是1833年8月1日由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早于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最近又有研究把中国境内报刊出版时间，推前到同年4月由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杂闻篇》。(林玉凤，2006：P.72)那么，当时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报纸以及整个中国新闻业，又该怎样同革命史挂钩呢？又如，假定革命与报业发展产生必然的关系的话，那就意味着革命兴则报业盛，革命败则报业衰。事实是这样的吗？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等地农民运动高涨，而那时报业的重镇却在中国东部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但后者报业的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肯定超过了前者。再如，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据统计，1936年国民党统治区报刊共有1763家，其中国民党党政军报刊约占三分之二(梁家禄、钟紫等，1984：P.287)。而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约有160多种，其中大小报纸有34种。(毛泽东，1934：P.34)两者相比，报业发展的强弱不言而喻。这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之下，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和经长征后逐步走出低潮。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要想方设法筹粮筹款去维持民生、开展武装斗争，没有多少经济实力和精力去筹办和发行大量的报刊。与此同时，在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农村中也不会拥有很多识字读报的农民读者。可见，报业的发生、发展和兴盛，直接依赖于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状况，而不是直接或单一地取决于革命的进退或兴衰。 以上这种新闻史研究追随革命史研究的亦步亦趋的走向，其严重的后果之一是使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的本体研究十分薄弱，现有的新闻史研究，难以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本体。相反，在一些著作和教材中，对与本体有关但并非本体自身的问题却不惜笔墨予以渲染。如长篇累牍、不得要领地对相关而非新闻活动本身的事件加以叙述或陈述，对传统媒体(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的创办、兴起和消亡的一般过程则以大量篇幅予以罗列一通，相反，对报刊等媒体的宣传实质、手段、具体实务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却缺乏分析或一笔带过。更有甚者，此类教材或著作鲜有个人的独立见解，难得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新的发现。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方汉奇，2000：P.59)以上论断虽事隔多年，但试问直到今天，情况是否已得到彻底改善？此外，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跑马圈地式的研究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占领新的平台，殊不知，这种研究只是初期的研究模式，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与质量的提高并不直接相关，真正的空白即历史真相的披露和本体的探求以及原始资料的挖掘，很难说已经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自然是喧宾夺主，大量堆砌非本体史料及陈述造成边缘越位，导致了新闻史本体的缺失。其实，这一状况，另一位新闻史专家宁树藩教授早就切中要害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中抛开本学科的特性，使中国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新闻史本体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而这也是制约新闻史研究走向深入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障碍。要克服它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如果缺乏学科的本体意识，新闻学(含新闻史)研究就有可能失去自我，成为相邻学科的依附品。”(宁树藩，1997：P.496-497)可惜，10年前他的这一番忠告，并未引起新闻史学界太大的重视和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