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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7：媒介经营与产业化问题 1996年之前，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广告市场和媒介市场，原因在于，与国外广告行业比较而言，中国难以形成大型的广告公司，根源是媒介过于强势，使得广告公司发展的空间和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应该说，首先是广告公司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媒介的关注。 1995年的《中国体育报》发展研究和1996年广州电台的经营研究，才标志我们正式进入媒介研究领域。比较而言，当时广州电台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媒介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范式，两个媒介个体所遭遇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当时广州的媒介市场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电台内部的管理和市场化已经非常成熟。通过研究，我们把它的问题归结为市场空间问题。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媒介产业化”，强调解决市场空间、市场资源以及经营规模的问题。 之所以选择“产业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较市场化、商品化更有张力，更有涵盖能力。就这样，在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整理出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媒介产业化理论。 2.1999：媒介与资本/国际化问题 广州电台对于空间的探寻，引发了我们对于媒介发展规模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国外公司，一类是媒介购买公司，一类是海外媒介集团，像迪斯尼、新闻集团等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系列的第二本书——《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 在1996年，我们把产业化的问题界定成中国媒介内部的问题去理解和阐释，但是到了1997、1998年，我们已经明显意识到我国媒介的发展必然面临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接轨的一个重要通路就是媒介购买公司。这种判断来自一个朴素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媒介经营的主要来源就是广告经营，广告就是媒介的命脉。所以广告经营中的广告交易方式、管理制度发生变化，自然会对媒介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媒介发展和媒介研究而言，必然将视野拓展到比较大的范畴当中去。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必然关照的角度。 3.2001年：媒介集团化问题 2000到2001年，我们集中研究了一些海外媒介集团以及国内媒介集团化改革的案例，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在对国内广电集团的研究中发现，虽然规模经营一直是广电组织的诉求，但是集团化如果只是简单地合并行政机构，扩大规模、人数，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它内在的效率，因为难以构建一种有效的内在经营机制，这样也就会导致集团缺乏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广电集团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内部问题，如生态受到破坏，经营资源利用低效，行政力量上升等。 一般而言，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被认为是解决途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谓媒介的内在机制和制度，其实关联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背景，仅从体制和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其实难以有实质性的效果。那么，对于媒介而言，在现有情况下，利用什么样的资源，借助什么样的动力，才能够改变内在效率，实现经营发展的突破呢？ 集团化的研究带给我们更多对于媒介产业经营进程的思考，这个思考以及研究中与案例的对撞使得我们关注到了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对于广电发展的重要性。 4.2002年：数字技术研究 当数字化浪潮逐渐在中国显露头角之时，我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的初步判断是数字技术必然对广电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在集团化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发现，数字化在当时，已经成为广播电视发展的一种压力，尽管还不是非常直接和明显，但是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大致情况。这一时期，所谓数字技术已经从单纯的互联网，向数字电视和数字广播过渡了，当时国外数字电视的发展，已经对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商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在电影领域、企业方面也开始有所突破，内容产业、媒体技术革命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中国电影产业报告》、《电视市场报告》、《中国广播产业报告》等一系列著作随之出版。 5.2005年：数字新媒体研究 从2005年开始，随着我国媒介的数字化改革日益深化，我们的数字新媒体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个时候我们研究的范畴一方面已经涵盖发展中的优先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固定接收和移动接收、广播媒体的DAB和DMB实践、IP电视、直播星电视、数字移动多媒体广播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更为关注数字新媒体形式的变革引发的产业政策、布局以及运行机制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诸如产业政策的形成研究、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研究、家庭信息平台的研究、媒体决策系统的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