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生产技术水平、法规政策、文化教育发展等等构成了传媒业生存的“生态环境”。传媒的区域化是相对于传统的传媒区划而言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按照行政区划形成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地区级媒体和县级媒体四级媒体类型。这种媒介生态不是媒介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布局而成，它带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产业布局上，始终存在国家政府部门的既定布局政策和媒体组织的能动性拓展之间的张力，二者的博弈与合作塑造了传媒产业布局的演变路径。 一、规制：政府的产业布局实践 1.按行政区划分配资源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均衡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区域发展追求均衡的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和地方产业自成体系。为适应政治宣传和计划经济的需要，中央政府打破了原先围绕上海、北京、南京和广州等经济中心及其辐射区域自然形成的传媒布局，代之以依照行政区划人为配置的传媒网络。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都设立省级党政机关报和省级广播电台各一家，后来又加上一家省级电视台。在地区／城市一级也具体设置了类似的传媒网络。① 根据这种行政区划逐层建设的“四级办台”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电台电视台的运作不按照产业的原则，而是以所谓“事业单位”的方式进行管理。最明显的就是它所造成的市场条块分割和电台电视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宝贵的频道资源和人力、物力。 2.区域倾向性的传播政策 基于对区域传播实践上差异的考虑，我国传媒业的布局形成了第二个层面的逻辑，就是适当向西部和偏远贫困地区倾斜传播政策。也就是说，报刊资源配置是按照行政逻辑来的，是产业布局中的相对难以调整的固化部分，而传播政策是可以因时因地改动的，以此来增加产业布局中的灵活性，可谓之传媒业布局的“杠杠”。这个思路在省级卫视的审批中得以体现：早在1995年底，西部的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5个省、自治区的电视节目就已经“上星”，而我国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电视节目直到1997年元旦起才陆续“上星”。② 区域倾向性的传播政策有其产生背景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实际效果上未能尽如人意。就目前情况看，西部卫星频道在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地，在中东部地区的频道占有率也不高，原因之一就是西部广电组织的产出能力，尤其是结合自身特色资源的优秀电视节目不多。③ 3.产业布局体系的调整 世纪之交，历经2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把媒体产业的受众需求、竞争意识、利益主体等要素激活，原有的产业布局体系在诸多方面捉襟见肘。在传媒实践的推动下，主管部门开始渐进式的对传媒业的区域结构进行调整。 第一种调整是对媒介层级的缩减。首先是在县市一级整合广电机构：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提出了“三台合一、局台合一”的广播电视机构合并模式。其次是缩短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级别链条。第二种调整是把媒介生存发展和区域环境的承载结合起来。以往的资源配置是依据行政级别，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应拥有的刊号资源、传播渠道的参考标准，而在2003年的报刊治理中，行政级别较低的媒体要竞得生存权，不仅系于当地在行政序列中的位置，更系于当地的区域经济实力。第三种调整是对异地办报实践的有限默许。2003、2004年，跨地区联合办报成为传媒产业的一大热点，涌现出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日报、新疆经济报·西部风特刊、华商晨报、重庆时报等诸多合作报纸。④ 这些异地办报，虽然得到一定的默许，但目前还缺乏政策保障，在属地管理等问题上还未得到很好解决。 二、突破：传媒业去行政化的努力 虽然资源布局在起始阶段是均衡的，但传媒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却不能与行政化要求的均衡预期取得一致。导致各地域媒体发展速度、规模与质量产生重大差异的内在因素就是各地传媒系统的创新能力。产业创新的内在冲动成为传媒产业布局去行政化的天然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改变了一省一区之内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传播资源的旧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省际、区际之间平均化的传播产业力量对比。 1.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冲击垂直格局 城市群特别是围绕非省会城市形成的中小城市集群，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也逐步积累了有特色的媒体产业基础，在一省内部不再是沿着省会——地市——县的级别传媒力量依次变弱，媒体布局结构也不限于单一的线性递减，而是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基于城市群的媒体布局呈现出多元牵制的现象。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对于报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报纸产品本身、报业竞争环境和报业的发展策略。 在城市群发展处于初步阶段的地区，省级报纸处于区位优势，在省会城市扩张到相对饱和的时候，开始频频向二级城市发力。2002年开始，成都商报陆续强攻绵阳、乐山、内江、自贡等二级城市，积极在二级城市开设分印点、强化零售、以高价向地市级报纸购买稿件，以增加成都商报在目标扩张城市的本地化色彩。⑤ 在城市群孕育较充分的地区则是另外的态势，中心城市报业继续扩张，而周边城市报业积极回应。地市或县级传媒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对上级省报的挤压也进行回应，不甘心按照行政级别分一杯羹。广州是我国报业竞争较为充分的地区，这种垂直结构内的博弈已经有很多实践。来自行政级别低端的回应中，以佛山日报传媒集团的运作更具有强势特征。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