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局限性是科学精神的匮乏，在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赛先生（科学）所走的每一步都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赛先生在中国的对手太多。除了伪科学和封建迷信，赛先生在中国最强大的对手要数极左思潮了。极左思潮从2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兴风作浪，它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以最狂热的面目出现，它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宁左勿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选择。极左思潮表面看是最革命的，最无私的，但其实它和封建迷信及伪科学都孳生于同样的历史和文化的土壤，有着共同的文化内质。它们都缺乏科学精神，都是愚昧的产物，都虚妄荒诞，都与科学为敌。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极左思潮的影响或强或弱地一直没有断过，它有着特强的生命力，这恰好证明在中国社会它一直有着孳生的气候和土壤。极左思潮对科学的扼杀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仅从意识形态绝对化、搞假大空、推崇现代迷信及话语风格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在当代这个历史时段里，中国报刊最充分地表现了极左思潮与科学较量、厮杀的历史的真相。中国报刊关乎科学的极左话语形成了最完整的谱系，它一直在和科学与真理较劲，它的本质就是反科学、反真理。 一、意识形态绝对化对科学的危害 科学本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分人种、国别和民族，谁掌握了科学谁就会聪明智慧，谁就会强大。意识形态绝对化，则是把一切人、事都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一种怪癖。把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爱情、婚姻、科学技术、人际关系等等都意识形态化，都赋予阶级的色彩。科学意识形态化后，就有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科学之别。 50年代初中国科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生物学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把米丘林说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家，而把摩尔根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物学家，推崇米丘林的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成为报刊言说的一个热点。1950年1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如何向米丘林学习》的文章，有一段这样的话：“米丘林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用自己辛勤的劳作，从无数次失败中找经验；用实际经验，驳斥了唯心的、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变的，因而也就没法发展的魏斯曼、莫尔根和孟德尔的反动理论；并用铁的事实把他们打得粉碎。”科学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发展，而这样的言论则极为褊狭，独尊米丘林，称之为“唯一应遵循的道路”，而把魏斯曼、莫尔根和孟德尔的学说称之为“反动理论”，被“打得粉碎”，这样的话语本身就缺乏科学精神，本身就缺乏科学常识，本身就不懂科学发展的规律。1955年11月1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章，也是这样持论的，文章写道：“在生物学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近数十年来在生物科学中形成了这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一个是唯心主义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生物学家也持此论，也就偏离了科学家应遵循的求是求真的思想轨道，也就褊狭了视野，暗淡了眼光，阻隔了思路，也就丧失了在世界范畴、在科学王国里去攀登至高峰顶的起码条件。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科学家就是因为持有所谓的“唯心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科学观点、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而被剥夺了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权力的。195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迷魂阵里走出来——访生物学家谈家祯先生》的报道，意在提供一个“觉悟”了的科学家的典型，这是极左的报刊话语惯用的伎俩，有意去设置这样的议题，安排这样的反戈一击的典型，来获得更有影响的话语权威。文章有这样的叙述： 在7月18日上海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我国有名的摩尔根学派的生物学家谈家祯先生，深有感受地说：“整风初期，我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自己的某些思想言论不知不觉的和右派分子合了拍子，经过党的启发教育和亲自参与反右派斗争，才觉得已从迷魂阵里走了出来。” 我在政治上虽然对党是完全信任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和党有抵触，对党的某些具体政策上，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在鸣放中的有些言论，便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了。右派分子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我对党对科学的领导也有怀疑，我一直很反对在自然科学的头上加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帽子，记得去年在天津讨论教学大纲的会议上，有人硬把摩尔根的学派肯定是唯心的，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肯定是唯物的，我当时就非常反感，总觉得党在科学的问题上太武断了，（后来在青岛的遗传学会议上纠正了）。因此，我在4月20日市委召开的科学座谈会上，又提出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现在想起来，我讲这话是否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从这样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科学家境遇的艰难，读到中国科学家的悲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探讨科学的自由基本上是没有的。他们被权力随意拨弄着，权力大于知识。 批判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论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把马寅初等人作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代表进行批判斗争，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口论，给以全盘否定，也是50年代报刊反科学话语的一个典型标本。早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先哲们就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新青年》第七卷第四期是“人口问题号”。陈独秀、陶孟和、张崧年、顾孟余、马寅初等发表了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马寅初发表的《计算人口的数学》运用“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去推算北京人口增加的情况，实质上是运用马尔萨斯的计算人口增长的公式作了一个实例的演示。《新青年》先驱们的探讨成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问题最突出的国度一种最宝贵的人口理论建树。在50年代中期，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继承《新青年》先驱的研究思路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研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题为《新人口论》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以消费和积累的矛盾为中心，论述了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太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这样就可以多积累一些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和科学研究，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在文章中他指出，新中国的人口在以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他分析了人口的高速增长的原因，并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他认为，我们每年只能在工业中安排100万人就业，其余1200万新增人口只能在农村中找出路，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且一时无法提高。在文章中，马寅初花了相当的篇幅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论证了他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区别。马寅初为代表的包括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学者、专家关于新中国人口控制的观点不久就受到猛烈的批判。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由此揭开对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们关于新中国人口问题意见的批判。文章说：“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他们不愧是阶级斗争的老手，所以这个问题，提到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高度和政治斗争高度。”文章说，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和马尔萨斯一样，是一批利用人口问题来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人。“他们是要利用人口众多这一点来说明：我们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办不到的；好像在沙滩上建设宫殿，白费力气。他们的基本论点是：因为人口多，所以消费很大，所以积累极少，所以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50年代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新中国人口控制观点的粗暴批判，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发展被拖累，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得不到保障，社会福利系统难以建立，资源消耗大，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进程造成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