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31—10

      一 八十三年研究概述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1300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20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八十余年历程。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的发表，到2005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1709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70余部，可谓成绩显著。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下，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笔者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① 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②。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③ 《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④，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⑤。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⑥ 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蒋建国《20世纪中国书院学研究》⑦，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⑧，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式，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是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切。杜成宪等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⑨ 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⑩，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11)，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05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二 初起而兴：1923～1949年

      83年的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学校之誉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是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三点不足。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而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12)、《书院制史略》(13) 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20世纪40年代后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