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07)04-0036-07 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在多方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并且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其基本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其一，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特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蔡元培是一位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反清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拥护和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经历的曲折迂回的胜利与失败的历程中，包括他已认识到的一时失误之后，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蔡元培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在他从事的教育实践中，是同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培育新人以拯救国家危亡，这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归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而大声疾呼：“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 (P15)并把这三者称之为“自强之本”。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兴“新国”必先有“新民”的思想。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虽则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提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丛”。同样，蔡元培在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也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2] (P133)他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3] (P291)他在1919年回顾近代中国自强的历程时指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4] (P641)他明确提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5] (P295)这就真切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由上可见，启迪民智，倡导教育，并把教育视为救国之道，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惨痛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诚然，单纯的教育救国是不可能达到救国目的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教育救国的主张同民主革命的要求相结合，为救国、强国培育新人，这种主张就不但具有进步的意义，而且必然发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蔡元培倡导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奋斗的教育救国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进步的主张。 蔡元培之所以强调教育救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教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出发，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6] (P380)在他看来，教育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事业。他认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6] (P179)他在这里所说的能尽完全责任的“能力”，既包括为国家为社会“克尽义务”的献身精神，又包括服务社会、克尽职责的本领。二者都必须具备，而前者尤为重要。他特别指出，要培养公民抗抵外侵、保卫国家、振兴实业的本领和技能，“必先养其道德”。所以，他要求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自爱、爱人的美德”，[7] (P559～565)即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人格”。总之，他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是为救国、立国、强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他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认识，认定民主共和事业完全离不开教育。蔡元培对维新变法运动持同情的态度，甚至“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同时又批评维新派的举动“太轻率”，他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8] (P81)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腐败的局面，就必须改革，而改革不能只依靠一个孱弱的君主，也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重要的是能够肩负此重任的革新人才，这就要“切实从教育入手”。正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的震撼，蔡元培决绝仕途，委身教育，而且在他初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为救国培养人才的明确意识。他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都是为了救国革命、推翻清廷而培养人才。他曾说，他在清季所创办的学校都“含有革命性质”。他创办爱国学社是为了培养“暴动的种子”，创办爱国女学是为了培养“暗杀的种子”。所以他要求：“革命精神之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当辛亥革命发生时，这些学生多有参加南京之役的，“不可谓非教育之成效也”。[4] (P12)辛亥革命后，他又明确提出：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6] (P64)对于这种与革命政治需要相结合的教育救国思想，蔡元培于1917年《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