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1-0156-0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个人的收入，收入分化程度、走势决定着社会分化的程度与走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逐步显现且放大，完善的教育政策是矫正收入分化偏差的根本之策。 一、收入分化与教育关系的文献追溯 研究教育与收入分化的关系是经济理论界探讨的老问题，威廉·配第早在17世纪就倡导教育对收入平等化作用，教育是伟大的平等者。马克思认为，教育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既导致个人的收入差别，又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随着人力资本的作用凸显，教育与收入分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是人力资本较快增长，将导致国民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的份额上升，而源于财产等其他因素的份额则相应下降；二是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因而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而积极的手段。舒尔茨指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减少。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不是正相关的。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这样随着教育的扩展，收入不平等程度非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平等化效应比较微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说不清楚。因为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教育对收入分配既可能产生正面的作用，也可能产生负面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会相互抵消。奈特和萨伯特认为，教育会产生结构和工资压缩两种效应，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的规模相对扩大，结构效应起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但随后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的影响程度、方向取决于不同层次教育的相对规模，相对平均工资水平和相对工资分布。[1] 第四种观点认为，教育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存在倒U曲线。贝克尔认为，个人能力和收入正相关，教育门槛较低，起初所有的人受教育年限都比较低，收入差距也不大，随着教育的扩展，收入分配会变得更加不平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教育收益率将下降，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降低。拉登诺和累姆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教育不平衡也不断增长，在6—7年时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开始下降。 二、我国个人收入严重分化的偏差表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自然会导致个人收入分化，即使完全是基于劳动差别之上的劳动收入也会引起个人收入的分化，所以马克思把反映按劳分配规律的按劳分配原则视为资产阶级权利。[2] 这就意味着，收入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前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被人为平均化，因而改革后教育收益率提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3] 问题在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化出现了“大、偏、固”等缺陷。所谓“大”就是差距过大，当前我国收入分化严重已经成为不需争论的事实，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在10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43位，明显高于印度1997年的0.378；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53，高于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的0.3—0.4，接近俄罗斯、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和南非的0.59。 所谓“偏”，就是分配政策与分配结果的偏差。我们的分配方针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帮助后富者，走向共同富裕。实行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如果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靠劳动能力不同而形成的，那么这种差距引起的震动不是很大，因为根据非人力资本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比根据人力资本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要大得多。调查研究表明，高收入阶层中，通过辛勤劳动、科技发明致富的是少数，而非劳动途径(如雇佣工人，证券交易)的约占一半。广东的一项调查表明，家庭中收入最高者文化程度按收入水平排列依次是小学、高中、大学专科、硕士以上、大学本科、中专和初中生，在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中，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并不强，收入水平不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呈现不规则状态。至于那些贪污腐败、侵占国有资产的暴富者更是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① 所谓“固”就是凝固，从一定意义上讲，分化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并不可怕，最为可怕的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成为一种“世系”复制。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有先赋性和后致性，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种社会就是封闭性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得到的，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人才严重短缺，大学生很容易进入体制内工作岗位，逐步成长为社会精英，而近年来，由低收入阶层成为高收入者往往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积累，又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的，社会资本积累或者传统的体制内优势对于个人成长特别重要，使低收入阶层很难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一项研究表明，直到今天，父亲的单位部门对子女进入现职单位部门仍然有明确的影响[4]，自然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富裕者的财富绝大部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而获得和创造的，而今天许多富裕者是通过继承而来的，由此出现从富裕循环到富裕复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