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耦合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怀祖,南通大学教育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彭怀祖(1956- ),男,江苏海门人,南通大学副校长,教授。

原文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利用本民族文化中传统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榜样、模范(model)来教育年轻一代,几乎是各民族的教育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塑造榜样、树立榜样的教育传统。然而,在“偶像崇拜”语境中,传统榜样教育模式却受到“偶像崇拜”的挑战和挤压。针对当今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普遍性及传统榜样教育的某些局限性,合理运用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耦合,对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和学校德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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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6)05-0017-05

      榜样的偶像化与偶像的榜样化问题,在理论界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其目的在于克服榜样教育的单一化与偶像崇拜的无序性。这一选题领域,不仅要解决榜样选择与认同的多元化,榜样类型之间的交叉渗透,增强偶像与榜样的真实性和亲和力,而且要深入评析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发展趋向,从而建立合理、有效的耦合机制。

      一、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

      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这一新型文化样态正在深刻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文化形态、文化观念,并通过创设新意义系统而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念和教育模式。

      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及其影响,西方在20世纪中叶即开始关注和研究。主要研究视角有:(1)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理论,主要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展开分析、批判;(2)媒介研究,由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兴起于20-30年代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到60、70年代以后,已经扩展为一种具有广泛视域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研究,更加关注“影视暴力”、“图像文化”、“偶像剧”、“网络文化”等;(3)文艺学研究,如鲍德里亚的“幻像”、“技术复制”理论;(4)心理学研究,进入80-90年代以后,西方心理学界开始有人关注“celebrity(名人)”对人们心理和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如英国心理学家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有不同程度的“偶像崇拜症候群”。研究共访问了700个18至60岁的人士,其中出现三种不同程度的症状。22%的个案属于一般患者,他们在谈论自己偶像的话题时会非常热情;12%的为中度患者,会认为自己与偶像之间有紧密的个人关系;2%的为严重患者,他们会出现妄想症状[1]。此外,还有人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予以研究。在我国(大陆),“偶像文化”虽然早在“五四”以后随着西风东渐和国内电影业的诞生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与这种新偶像崇拜息息相关的大众传媒尚不发达和普及,只能是处于萌芽阶段。后来,新中国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政治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这种“偶像文化”也就中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达30年之久的英雄文化和榜样文化。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和港台偶像文化的大量移入,“偶像崇拜”在我国迅速勃兴。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偶像文化”的时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都创下收视率的至高;除本土的之外,港台地区、日本、韩国及西方的偶像剧在祖国大陆掀起一阵阵“偶像”追风与崇拜热潮,如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与此相对照的是,传统榜样教育黯然失色、无所适从。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内对偶像文化首先是批判、讽刺,然而偶像崇拜却日益兴盛。9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于现实存在的青少年亚文化——“偶像崇拜”现象,开始了理性分析和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青年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的视域之中。

      当前榜样命题的研究出现目标多元和交叉的趋向,不但为了突破榜样教育的困境,而且要正确面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这一现实,协调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调动学生参与榜样学习的积极性,开拓榜样学习的新空间、新资源与新模式。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随着政治话语与“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在社会舞台上的淡出,世俗化的社会生活激荡起青少年丰富多彩的情感选择。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催生了个人利益的普遍觉醒,祛魅化与平面化导致了凡俗事物获得了新的生命。青少年开始远离于伟大与崇高,偶像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生存之所。不久前,共青团广州市委等部门联合对居住在广州的12岁—25岁的青少年进行的一项“你心目中的偶像”调查中居于第一位的是企业家、总裁(占29.1%);第二位,政界领导人(占23.2%);第三位,明星(占13.8%);第四位,科学家、作家等(占12.7%);第五位,楷模人物(雷锋等)(占6.4%);第六位,教师、工程师等(占3.6%);第七位,父母、亲朋好友(占3.2%);第八位,节目主持人、记者等(占1.6%);第九位,自己(占0.3%)。据说,这项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雷锋在青年心目中的位置如何”。结果“雷锋在广州青年中的偶像位置偏低”——只居于第五位,专家分析说,“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雷锋精神已经过时,或者说新时期已没有学习雷锋的必要了”,“这是我们社会走向多元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为“在消费时代,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渴望有物质以外的归属感和寄托”。[2]

      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然而,多样化的选择使现代青年健康价值观的确立更为困难。根本的症结就是,偶像越来越变得无序化。统一化的榜样已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自以为是时尚风气的高标独举者,却往往在疏离社会、拒绝英雄的倾向中失去了内在的自我。现状与反差使得问题的严重具有双向性,也为榜样与偶像研究提出了现实课题。

      言及此,静态分析榜样与偶像的内涵特征,有利于把握研究的基本脉络。一方面,榜样教育是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教育手段,它在德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榜样是主流文化树立的人生楷模,是在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有非凡品性的英雄人物。榜样教育的基础是模仿和社会学习。在榜样学习中,榜样应具有强烈而又深刻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榜样范例是德育信息的载体。在榜样影响下,人们自觉地产生“比、学、赶、帮、超”等行为。因此。榜样教育具有指导性、示范性和激励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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