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7)04—0122—04 清代末年，在英、法完成了对缅甸和越南的殖民侵略后，与缅、越接壤的中国云南，直接面对着英法殖民主义的入侵。1889年后，蒙自、思茅、腾越先后被迫设关通商，云南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发行的货币，也在设关通商后不久，大量流入云南，对近代云南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云南杂志》，集中从反侵略的角度，对法越和英缅货币流入云南的危害进行了剖析[1]。近年来，不少学者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侵略与外币在云南流通、对云南经济的危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云南经济史的研究①。但现有成果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早期银铸币法元和卢比的情况论及不多，与清末云南币制变迁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继诸学者之后，集中从货币制度变迁的角度，就清代末年法元和卢比的流入及其对云南币制变迁的影响，作一简要探讨。 一、法属越南银元(法元)的流入 法国于1861年开始武装侵略越南，占领了越南南部六省，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75年就在巴黎设立东方汇理银行总行，在西贡设立分行，发行“法兰西属印度支那银元”(流入中国后，在广西俗称“法光”、“座人”，云南俗称“法元”、“扳桩”)，在越南流通[2](P40)。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法越《顺化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法国取得入滇通商、修路的权利。至1887年法国正式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老、柬全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变成了中国直接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边疆省，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随之流到了滇越边境。 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法国刚占领越南南部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把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中国。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国：“现议铸大银元为安南属国之用。钱之样式，与英国北边买卖银钱相似，甚愿贵国收受此钱，通行天下，并望贵国海关衙门准其收用。”[3]（P368）清政府未予同意。但1888年以后，法国授予东方汇理银行的特许营业权扩大到法国殖民地以外的地区，中国这时就公开地包括在它的活动范围以内。从1892年起，银行势力开始向中国扩展，所发行的钞票已进入香港，1894年正式在香港设立分行。此后分别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分行。[4] 中法战争后，特别是1889年蒙自开关、滇越铁路动工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法国在云南资本输出的启动，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开始大量流入了云南。滇越铁路动工后，法国专门鼓铸“越南银元7500000元专供支发路工之用。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间，共有值关平银7176394两之越南银元运入云南”。不仅如此，东方汇理银行还发行了大量纸币(云南称“法纸”)，并把纸币也大量输入云南。法纸“最初流入云南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滇越铁路公司运入七万元来蒙自购料建屋”[5]（P95）。此后，“自安南东京输入之法币，每岁约二百万两。以云南全省收入约四百万两计之，而以法币二百万两之集注于云南，已占公经济收入之半数。且频年累月，有进无已。”[1]（P681） 法币大量流入云南后，东方汇理银行进一步提出了在云南设立分行的要求。宣统二年(1910年)，法国驻滇领事照会云南巡抚李经羲，“望请允许在云南省城早日设立”东方汇理银行分行。但由于“滇省绅商均予拒绝，商会反对尤力”，云南地方政府也认为昆明非通商口岸，“外国人照章不能来此设立行栈经商，行(？)设银行显背条约”，予以拒绝。并申明“东方汇理银行不得以别项牌号，托其他商人在滇省代理营业暨发行纸币”[6]（P29～30）。法国正式在滇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企图，在清末终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流入云南的法元却并未沉默，而是在云南市场上充当货币，履行了部分货币职能，逐步成为云南货币的一部分。如东洋雨伞，“每把不过洋银一元”[7]（P114）。在“舶来物品，一时云集”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商家往购，论价则以越币”的现象[8]（P122）。而且法国人“在滇雇佣华工，一切使用法国纸币”[1]（P812）。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昆明雇佣马帮马锅头走开化、蒙自，亦“面议每月银洋元十二块”，马锅头雇散工“自光绪卅一年八月初一上工，至冬月十七日下工，每月工银五元”，均以洋元论价、支付。[9]（P254）宣统元年(1909年)滇越铁路通车之际，法属滇越铁路公司还利用滇越铁路运营权，明确规定：“无论是客是货，凡载车者，概要法元。”[10]（P93）因此，宣统年间出现了“法币流于中国之云南，且弥漫于市场，通行于商界”的局面[1]（P681）。“因为许多人都以之为储藏手段和折价标准”，所以东方汇理银行还没有正式在云南设立分行，却已能够通过流入的货币，“不久就操纵了云南的金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