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移民经济对会馆、公所兴起及区域市镇化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曹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隋福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曹燕(1980—),女,江西黎川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战略研究。

原文出处:
人文地理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州城为例探究明清时期会馆、公所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发现移民经济对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作用,同时对苏州城会馆、公所这类组织的专业化市镇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其对我国近代区城市镇化的影响,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字号:

      修订日期:2007-01-08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98(2007)04-0124-05

      1 引言

      苏州城① [1](以下简称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行会制度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而明清时期又是苏州行会组织的鼎盛期。如《嘉应会馆碑记》写道:“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凑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2]。”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存在,学者们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他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从内部因素来讲,行会的出现与其本身存在着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相关,它是繁荣的贸易往来的直接结果,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与市场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从内部根本因素来讲,行会的出现与其本身存在着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相关。从行会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它是繁荣的贸易往来的直接结果,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与市场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以往史学家们论述行会出现和发展原因的焦点所在。

      然而,仔细考察明清时期会馆和公所出现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人口流动与苏州会馆、公所的兴起以及该区域的市镇化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为人口流动本身带有商业性,人口流动是促成苏州的会馆、公所兴起的历史因素。故何炳棣认为对行会制度特别是会馆的研究可作为移民史的一个索引[3],反过来,移民史也可以作为对中国行会制度特别是明清两代会馆、公所这类行会组织产生原因的注脚。但目前为止从人口流动(移民)这一研究路径来考察会馆、公所的论著几乎没有。而人口流动、会馆和公所与市镇化进程之间也呈现出互动的关系。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施塔特(S.N.Eisenstadt)在《社会、文化与城市化》一书中指出,世界城市的发展大致有两种历史模式,即“聚合型”(Concentration)与“中控型”(Centrality)。“聚合型”模式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而形成的人口在某一特定地区的集中,从而产生社会分化、行业分工和集团组合与互动的过程[4]。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安土重迁的国度内,人口流动较多地显示出强制性,时至明清,移民活动体现了自发移民的时代特点。在明清时期大量的移民活动中,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因此,笔者称之为“移民经济”。本文从移民经济的角度对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兴起这一现象进行诠释,并对会馆、公所的专业化对区域市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2 移民经济的形成背景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网络的日趋完善,经济利益驱动着人口流动特别是商人因贸易需要的迁徙,人们的活动突破以地缘为经纬的关系网络而日益表现为利益化和社会化的倾向,“对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是苏南和浙西杭州湾三角洲——原是中国灌溉最发达的地区”[5],大量的移民纷纷涌入苏州。出现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潮有多种原因。其中,“人地矛盾”的突出、迁徙成本的降低、政策环境的放松以及文化上的认同是主要原因。

      2.1 人口的集中导致资源相对匮乏,“人地矛盾”逐渐突出

      到明清时期,江南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甚至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乾隆《吴县志》载:“国家太平日久,人民户口百倍于前……为商为贾,奔走四方,又百工技术,吴人为众,而常苦不足。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6]。”人均耕地的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以是仰贸易为生”,大量过剩人口必然流向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工商业市镇。

      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压力会导致新的制度安排。流动性策略可以部分解释明清两代人口与农业资源关系的变迁问题。明清的苏州已经具有了生产和输出的功能,具备开放区域性城市的特征。由于传统市场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特点,商人的籍贯与其所经营的商品或所从事的行业有着天然的一致性。特定的地方通常会培育出“特定”的专业技术,而外出则是家庭、门第、村庄、市场社团、所在县府技术“输出”的一个极端形式。

      2.2 完善的水网系统使迁徙成本大大降低

      水上交通的方便,特别是便宜的运输价格,扩大了苏民活动的范围,增加了苏州地区城镇之间、城乡地区与外部世界商品交通与信息交流的广度与频率。明清时代,苏州已经可以通过江、湖、河、海连接全国各地。就如《钱江会馆碑记》所谓:“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7]。”“夫(苏)郡为东南都会,而百货辏集。中外贸市,尤在松江之上海。自苏来沪,娄江实其要津。陆行之舆徒,舟行之牵挽,骈肩接踵,往来于各桥者,无闲昏旦[8]。”

      水运与陆运相比,不仅具有载重量大、行程远的优势,而且所费人力相对较少,这就决定了水运价格远比陆运便宜。专门从事水上运输的职业船户在明清时期已相当普遍,水运成为苏州地区内部及与外界交通的主要手段。西方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论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中指出:“在中国唯一最重要的技术应用,从其对城市化影响来说,是水路运输。……表明在更加城市化的地区,在运输的有效性和有利于集中资本的所有因素之间存在一个反馈圈。在这种多元的分析中,有效的运输对于其他各种因素都起着推进作用:它促进人口增长、区域专业化、农村商品化和区域内外贸易[9]。”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