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6-158-163 一、消费需求影响商品供给结构调整 人口的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结构密切相关，在一切经济活动中，消费需要是最终动因。马克思说过：“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① 唐代的消费需求结构与商品供给结构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商品性消费主体人数的不断壮大而逐步优化、升级的。唐代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国度，也是一个人口大爆炸的时代。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全国户数不满300万，至武则天神龙元年全国户数便上升到了635万多户，这是贞观年间的二倍多；及至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全国户数突破900万大关达到961万多户，较之贞观年间增长了三倍多②。特别是唐代中后期，城市人口的增多和传统城市经济意义的日趋凸显，城市中“坊市制”的崩溃和以“草市”为标志的新兴市镇的普遍发展，使城市发展以及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达到一个新阶段，农民作为佣工、商贩日益成为城市中人口。③ 由于城镇的兴起，城镇工商业人口和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城市中的庞大人口对商品性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加之唐人由俭趋奢消费观念的变化，对商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商品贸易迅速发展，商人队伍日益壮大。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为利所驱的农民纷纷加入到商人队伍中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④ 有些地区“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⑤ 辽阔的疆域，往来穿梭着众多行商，以至于达到“行者多商贾，居者悉黎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的盛况。他们改变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或者干脆弃农经商、为贾为贩，“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有着经商传统的地区甚至出现全民皆商的现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⑥ 区域间的行商不断增加，城坊中的坐商亦随之庞大起来。据各种史料记载，光长安东西二市工商店铺就达8万余家，工商业人口在30万人以上。⑦ 商人队伍的壮大造就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芸芸众商“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他们“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⑧ 的经营活动，沟通了有无，平衡了供需，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各级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品种繁多，应有尽有，不仅衣、食、住、行、用等日常消费品富足，享受型奢侈品亦充斥其间，“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⑨ 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流通的发达，打破了消费需求的地方性限制，大大延伸和扩大了消费品的横向空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在扬州即采得丰富多彩的商品，食物类有红绿米、甜豉、牛苏、面粉、乾胡饼、乾蒸饼、乾薄饼、番拾头，佛事用品类有漆合子、宝像、佛菩萨障子、金字华严经、大涅盘经、道场幡、珠幡、玉环手幡、行天障子，用具类有铜瓶、华毡、袈裟、褊衫、坐具、大铜盖、行菜盖、大铜盘、中铜盘、小铜、铜叠、白藤箪、藤箪，香料类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调料、糖类有胡椒、石蜜、蔗糖、蜂蜜、甘庶，等等⑩。由此可见，唐代各级市场商品的种类是相当齐全的。据统计，唐代商人经营的商业性消费品当在450种以上。（11） 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消费需求较大的城市逐渐发展为商品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集散着全国各地转运过来的商品。当时的东京洛阳即极具典型。“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12） 正是通过广大城乡商贩的贸易活动，盘活了商品流通，丰富了市场需求，优化了商品供给结构，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唐代商品供给结构在调整过程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不同区域之间形成各具特色的商品，各州郡县因地制宜培植出自己的产品优势，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分工，使一地区可以与他地区通过大规模、长距离贩运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蜀、吴两地的麻、盐互通就属这种情况：“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地盛产蜀麻，吴地盐业发达，两地各自形成特色产业，互为对方地区的大宗消费品，彼此虽隔千里，却可以通过发达的水陆运输沟通有无：“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由于区域间商品优势的保持和供给结构的调整，是靠商人的自由贸易维护的，一旦因种种原因阻碍了流通渠道的通畅，也会造成相关商品的积压与滞销，造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的状况。（13） 关于郑州的梨和苏州的柑桔南北互销的记载：“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桔来郑州。”（14） 也反映出商品优化供给的地区互补特点。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使贩运贸易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在商品性农产品流向城市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得到空前发展，扩大了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规模。地区间商品供给结构变动、优化的过程中，为了缓解某些紧俏商品和非产区地区供给不足问题，许多商品在受地理、气候等条件限制不强的情况下，也在异地加工生产某种短缺或紧俏商品以满足当地供应。比如蔗糖，由于北方地区供不应求，商家在中原地区便建立了蔗糖加工作坊。王灼《糖霜谱》载：“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到了唐中晚期，随着蔗糖消费需要量的增加，南方蔗糖供不应求，于是蔗糖生产发展到了北方。李匡
《资暇集》卷下载：“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归。不三数月，满洛阳盛传矣。”由此可见，消费生产出新的需求，消费结构生产出新的需求结构，推动了商品供给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二、商品供给结构优化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在唐代，由于没有关于城乡居民饮食消费支出与总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因此我们无法从定量的角度换算出恩格尔系数，但若从定性的角度去分析，大众消费（尤其是城市居民消费）已经开始从生存型向享受型逐渐过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商品性消费比重越来越高，唐代居民生存性实物消费品的比重逐渐下降，享受资料在消费品结构中的比例日趋扩大，这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显著表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