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就土地制度的变化而言，经历了从国有到私有的过程，土地的私有化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在不同的土地所有制下，“田赋”征收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本文旨在概述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的历史演变。 从总体上说，自从国家建立以来，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国有到私有的过程。夏代没有文字，其土地制度无从知晓。商代虽有文字，但土地制度也没有明确的记载，甲骨文中的“田”字有不同的写法，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象形特点，就是将土地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小方块。后人推论，商代的土地国有制类似于西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① 西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按照《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意即把900亩土地化成“井”字形的九个方块，每块100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由八户耕种，公田则有八户共耕。公田、私田的分布不一定像孟子说的那么理想化，但井田制的核心问题是：不管是共同耕作的“公田”还是各个家庭耕种的“私田”，都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诗·小雅·北山》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土地国有属性的概括。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王”或“天子”，对土地享有最高的所有权。当然，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研究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应当联系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来考察。周天子作为集中的土地国有制的总代表，其权利是通过分封制来体现的。周王将大部分土地封赐给诸侯和臣属，诸侯和臣属又将其领地的一部分以采邑形式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一部分土地转赐给自己的家臣，形成等级土地占有关系。② 各等级的土地占有权通过宗法制度逐代继承，如《礼记·礼运》所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邑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也导致了名义上的“王有”、“国有”与实质上各级贵族的分割占有。说到底，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天子与下级贵族共同享有土地的所有权。 自春秋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诸侯国不断的改革，土地产权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多级贵族所有制向其两极——国家与个体家庭集中。铁制农具的使用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一方面，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大型水利设施的修筑等要求强化国家权力，增加国家可以直接调配的人财物力，而贵族的世袭繁衍使上缴给上级贵族的贡赋越来越少，农奴的负担越来越重。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剥削形态的井田制难以维持，于是各国相继取消了“公田”与“私田”的差别，改进原来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允许耕者长期占有固定的土地，使土地成为他们的“恒产”。春秋时期齐国的“案田而税”、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等等，都是强化劳动者土地占有权、促进村社土地私有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在西周幽王被杀和周平王被迫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兼并战争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地削弱贵族特权，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实行地域统治的郡县制，限制血缘与地域结合的封邑制，使国家不经过中间层次直接统治民户，土地多级所有制向单级所有制过渡。③ 西周初年，未见土地买卖的记载，从西周中期起，一些贵族便将其长期占有的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并开始出现土地的交换活动，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的争田夺地已屡见不鲜，史籍中多有夺田、争田、取田的记载。④ 春秋战国时期，卿大夫贵族的土地实际上已经逐步私有化，井田制的破坏，也正是从贵族土地的私有化开始。 战国中叶，商鞅先后于公元前361年和前356年两次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推行县制、重农抑商、奖励军功等诸多方面。其中一条变法的内容，就是“开阡陌封疆”，“阡陌”是不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界，“开阡陌封疆”从字面理解即打破旧有的田界。如果按董仲舒的解释，则是废除井田制，从法律层面上允许土地买卖，《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战国时期，土地的买卖与私有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老百姓向政府呈报、登记实际占有田地的数额。颁布这项法令的意旨，主要是国家为了掌握各民户的土地数量，以便据田定税。这项法令的颁布，同时也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⑤ 土地的私有化，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 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有时以单一的方式存在，有时又互相交织。如：曹魏的屯田制，屯田区不隶属于郡县，直属中央的大司农，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管理，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是比较典型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形态。由于汉魏之际社会动乱不已，赖以屯田的土地，有的原本是国有荒芜土地，有的则是因战乱逃亡而抛荒的无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因之变动。西晋的占田制，规定官僚、士族及一般民众按照各自的占田标准去占有土地。一方面，规定占田的数额，不可多占，具有限田的意义；另一方面，公开承认世族、官僚占田占客和宗法统治的特权，使世族、官僚的大土地私有制法典化。与此同时，也承认小农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把农民占耕的屯田私有化。从产权特征上讲，占田制是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和协调。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依旧是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混合，或者说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把所授之田分为露田、桑田、公田等名目，露田不准买卖，身死及年满70岁时，归还官府，“老免及身没则还田”。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可以买定额20亩的不足部分或卖有余部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官吏给公田，从刺史到县令，按官职高低分别授田十五顷到六顷，作为俸田，离任时移交下任，不得买卖，“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魏书·食货志》）。唐代的均田令与前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土地的买卖而言，《通典·田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