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验归纳方法与历史主义传统 演绎与归纳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两种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推理方法。演绎方法是从一般走向特殊和个别的认识运动，是根据一类事物共有的一般属性、关系、本质来推断该类中的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关系和本质的推理形式和方法。演绎的过程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演绎推理可分为直接推理和间接推理。而归纳则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的一种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其主要环节是归纳推理。它从个别的、单一的事物的性质、特点和关系中概括出一类事物的性质、特点和关系，并且由不太深刻的一般到更为深刻的一般，由范围不太大的类到范围更为广大的类。在归纳过程中，认识是从单一、特殊到一般。 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先对归纳方法做出系统阐述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在1620年出版的名著《新工具》中提出了归纳方法的基本特征：第一，归纳不是对事实的简单概括，而是通过一定的归纳程序，揭示事物的规律。第二，被归纳的事例，在量的方面要求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在质的方面要具有典型性。第三，科学认识要经过许多不同程度确定性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最终的确定性，因此，科学认识是一个逐步排除错误的假设过程和证伪过程。第四，归纳是通过一系列中间公理逐级上升为普遍公理的过程。 归纳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为依据的，因此，又可根据经验事实存在的时间，将归纳分为现实经验归纳和历史经验归纳两类。两者相比较，一般认为历史经验的归纳要优于对现实经验的归纳。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事实（如行为、现象和事件）往往是没有完结的，正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很难对其结果和影响从整体和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概括和总结。而历史上的事实则非如此。它们的发展过程早已完结，其后果、影响及与其它事物的联系都已确定，很容易对其进行观察、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带有一般意义的公理。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曾就此指出：“过去的国民——已经死亡的国民，它们的发展过程都已经成为一种完结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以特殊的启示与教训。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① 归纳方法与历史经验事实的这种先天具有的亲和力，也是历史主义哲学和历史研究往往注重并倡导归纳方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归纳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与历史学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特征，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作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应该主要地——后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掌握的首先是历史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应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运用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得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慢慢产生出来。……作为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应该主要是经济史学家。”② 熊彼特的上述论断，准确地概括出了历史学派方法论的最根本特征。德国的历史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历史学派”，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上标新立异，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抽象演绎法，提倡使用“历史方法”和“归纳方法”。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Georg List），就是运用归纳实证的方法，通过历史分析论证了他的经济观。而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更是在方法论上旗帜鲜明地树起了历史归纳法的大旗。 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反对研究探讨适用于一切国家经济规律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倡导与各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国家经济学”。而他的国家经济学恰恰与历史归纳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进行的经济研究不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而是通过客观地再现历史，把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抽象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其经济学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第一，以历史研究为先导、为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其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必须首先分析研究其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其兴衰成败中探求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础。第二，抛开了经济学数百年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是从价值、分配、消费等环节入手，而是以国家为基本的经济分析单位，重点研究其经济活动的方式与后果。第三，对一国的物质、精神、法律、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把政治、文化、民族等问题引入了经济研究。第四，其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体系，其理论观点是在对历史的考察中分散地加以论述的。所以，他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分析方法。 实际上，李斯特所提倡的历史方法就是一种经验归纳方法。他通过归纳来说明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和各自特点。他在归纳时十分重视国家和历史，把一个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历史的角度对其经济发展进行归纳，确定其发展水平，并据此提出有关的经济政策。李斯特提出并运用历史方法进行经济研究，不仅弥补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足，而且为历史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他也因此而成为历史学派的先驱。③ 旧历史学派的奠基人是罗雪尔。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特征。他指出：“所谓历史的方法，并非只是不管什么，只要可能，就像编制年表那样，从外表上将材料拼凑成一种连续的序列，恰恰相反，它主要存在于下述各个基本原理中：”（1）把各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和法律史、国家史及文化史联系起来论述；（2）在研究国民经济时，不仅要观察现代的经济关系同时必须特别重视历史上各个文化发展阶段的研究；（3）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国从经济上加以比较研究，以此作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根据；（4）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采取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的态度。④ 罗雪尔认为，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存在适合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经验性的规律。旧历史学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克尼斯。他们比罗雪尔更加否定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然规律理论和抽象演绎法。特别是克尼斯，不仅否认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普遍规律，而且否认各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特殊规律，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对历史过程和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就是统计学和历史研究著作，只有历史的统计的归纳方法才是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