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经济在古代已有极其辉煌的成就。根据麦迪森教授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Maddison,1998,p.40）①。但是，中国经济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后人均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②，欧洲却在肇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中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并在18世纪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尔后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GDP从1820年占世界比重的26.6％迅速上升到1890年的40.3％，人均GDP年均增速从1700—1820年的0.22％增加至1820—1952年的1.03％，而中国在整个近代史经济一直停滞，人均GDP在1820—1952年间甚至还下降了，同期GDP占世界的比重则从32.4％下滑至5.2％。 如果说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乱局是造成近代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不再有战乱，而且在国家的主导下经过一整代人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人均GDP在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2.34％，低于同期世界2.56％的水平，GDP占世界的份额从1952年的5.2％略微下降到1978年的5％，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同期日本6.66％的水平，也低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只有直到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像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一样出现奇迹般增长。1978—2005的27年间GDP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6％，按官方汇率计算，2005年GDP达到2225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220美元大幅提高到2005年的173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2005年达到14219亿美元，从1978年的全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3位，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火车头（NBS 2006）。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可能使中国突然出现危机的问题。中国经济有无可能克服困难，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在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addison 2001）中文版序言中所预测的那样，在2015年GDP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占世界的20％，此后继续维持较为高速的增长而逐渐恢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历史地位？ 本文以下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经济自宋以后长期停滞，并在18世纪以后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第三节探讨为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现代化未能使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分析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存的原因；第四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并探索中国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一个经济长期的增长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创新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并且，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创新的速度减缓，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停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深化。西方世界在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迎来了百年动乱后的和平建设的机遇，作为一个技术和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后发国家，中国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价格、利用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建立起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固然可以使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工人、农民缺乏积极性，经济发展绩效差。1978年底开始，中国以双轨制的渐进方式进行改革：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的赶超部门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补贴，并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条件的成熟而改革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各种扭曲，使得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户和企业可以自主支配的资源，并放松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准入，使得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渐进的改革，必然使得原有计划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市场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并存而出现体制的不配套，其结果是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收入分配的恶化。只有放弃赶超的思想，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升级时，能够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中国应该可以再维持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所预期的一样，在本世纪前半叶恢复在前现代社会的国际经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