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7)02-0088-05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局势的急剧变化，农业和农村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农业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学者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其中，跻身于民国时期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方显廷、何廉）之列的方显廷在此领域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方显廷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工业化思想分析，而对其农业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尚未见专文探讨。本文拟对其农业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方显廷(1903-1985)，浙江宁波人，1921-1928年间先后求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The Triumph of Factroy System in Eengland”）创造性地将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结构传统分类法（“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及工厂制度”）拓展为“手工艺工人、商人雇主制及工厂制度”，这一研究成果为《欧洲经济史》教科书所接受[1]。1929-1946年执教于南开大学，1947-1968年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68-1971年执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 方显廷以学术思想精深、治学态度严谨、工作作风扎实闻名于民国时期学术界。留美期间他主攻经济史，专精于英国工业结构和工业史研究。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出身的他对民国初期的中国工业状况也相当了解[2]。他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和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他纯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先后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调查报告和论著。方显廷在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中洞察到了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当工业化问题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他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农村。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由西方移植而来，而非基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蜕变，中国所谓的工业化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中是无足轻重的；必须致力于健全农业经济体制，否则就没有健全的工业化。此外，他在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中发现，华北居民由于匪盗横行、连年内战、苛捐杂税及高利贷逼迫而大量迁徙东北，期冀在东北创造新的生活，然而大量移民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之中。基于这种认识和体察，方显廷将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现实经济问题，尤为关注农业资金筹集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问题。 一、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方显廷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1938)、《中国经济之症结》(1938)等，其研究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和农业经济复兴的政策建议等。其农业经济思想既具时代特点又具一定的前瞻性，是一份值得总结的宝贵思想遗产。 1.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 方显廷充分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农业所得，至占全国所得五分之四。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3]163。”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农业的状况。他比较了中外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指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之衰落，为农业革命以来之普遍过程，……农村经济一经没落，则城市经济即起而代兴，农村过剩人口，得藉城市面上工商业之自由发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虞[3]163”。他强调世界各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现象。这一思想与现代产业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演化规律理论十分吻合。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这种“衰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情况却令人忧虑，“然我国情形，则与之迥异。盖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村经济既遭摧残而衰落，工商经济复同受压迫而难兴，驯至农村过剩人口，无宣洩之闾，农民生计，乃益濒于绝境”[3]163。他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从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31%，而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6公顷，“若与国外专家所估计之每人需耕田二点五英亩始能维持最低生活者，彼此一作比较，相去实不啻霄壤矣”[3]163。可见，中国的情形是零落的现代工业建立于萧条的农业基础之上，经济循环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衰落，这种衰落的状况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加以改变。 2.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方显廷通过对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将其归纳为农业环境、农业组织与农业技术三类。 (1)农业环境。农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方显廷侧重于经济环境分析，指出“我国农村经济环境之恶劣，为不可掩饰之事实”[3]165。他认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失修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指出：“民国二十年之江淮水灾，为罕见之浩劫”，“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
益甚。……江淮大水已置二千五百万农民于绝境”[3]165。他强调筑堤、灌溉、造林等水利兴修工程应成为政府改进农村经济环境的首要工作。第二，交通闭塞导致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无法调剂和流通。交通不便导致货流不畅，供求失衡，引发了“甲处聚杀焚毁而同时乙处饿残载道之矛盾现象”[3]165。他认为，交通建设是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刻不容缓的事业。第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他指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世界经济衰落之怒潮，方因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而谊逐波及我国。故农村经济之衰落，至莫可挽回”[3]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