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7)03-0190-03 20世纪30年代，在全社会一片“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唤声中，金融界开展了“资金归农”活动。这项活动一度轰轰烈烈，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何在?本文试以几家参与较多的商业银行为例，予以评述。 一、城乡金融状况的巨大反差 1927年《东方杂志》组织过一次农民生活状况调查的学术活动，出版了《农民状况调查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篇调查报告一致认为，中国农村“衰落已达极点”，农民“负债累累”，生活“今不如昔”，“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如在鄂西北农村，“佃农自作农，差不多都要破产”；在湘中，“可怜农夫每年辛辛苦苦挣得来的几粒谷，看看都送到地主和财主家里去了，自己一家还得不了一顿饱食”，若遇灾年，“农民倾家荡产还纳不清所欠的租谷，只得典妻鬻子，或是自尽”；在安徽合肥，“一般的佃农，虽数日一饭，数年一衣，而节下之款，仍不敌亏欠，借债过日，卖妻质子，以填债台，固常事也。”[1] 金融枯竭是农村破产的主要特征，首先表现为农民负债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1933年全国农民负债户数占总农户的62%，其中借款户平均占总户数的56%，借粮户平均占总户数的48%[2]。从地域来看，全国各地农民负债情况有所不同。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农情报告，西北地区农民负债者最多，借款利息也最高；中部、东部、东南部的借款利息较低，但负债农户也达60%以上；北方及西南两区农民，负债户虽在60%以下，然借款周息几至4分[3]。有学者对1929-1931年间河北定县5个村庄526户农家借贷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当地借贷家数1931年比1930年增加33%，比1929年增加78%；借款额1931年比1930年增加42%，比1939年增加133%；年借款次数1931年比1930年增加54%，比1929年增加117%。[4] 经济进一步恶化，便会出现告贷无门的状况，高利借贷亦不可得，“近年来农民之所苦，实以金融窘迫为最甚。就以（浙江）崇德而论：崇德为蚕桑之区，其利息最高之时，厥在蚕汛初起。当其时养蚕之家，皆须购买蚕种，需要资金者多，年利常达三分左右；今虽给以四分五分之利，亦无贪图高利从事放借之人。”在四川农村，“近年以来，农民贫乏益甚，典当业遂日益萧条。如灌县之当商，认为月利五分，方免亏损；炉县当商，因月利减为三分，竟至停业。农村金融之枯竭盖可窥知。而高利贷之典当业，近因农民破产之加强，失其剥削之对象，亦随之而没落矣。”[5] 与农村金融枯竭状况相反，城市里则淤积了大量资金。章乃器指出：“近年以还，农产输出减退，而工业品之输入农村，则旦夕滋长，农村入不敷出之结果，现金一味外流，而甚少运回农村之机会。往昔适应于农产季节之金融季节，至是而渐失其作用。”[6]中国银行在其1932年度营业报告中统计了当年各地流入上海的资金数量：“本年由各地流入上海之现金，平均每月六百万元。往年四月，为内地需用现金最繁忙之时期；乃本年竟流入上海二千二百万元，实为向所未有之事。全年输入上海之银元，计八千九百余万元；而输出各地之数，除大连外，不过二千万中元。上海一地，银两库存达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较二十年底，增加一倍以上；银元库存达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二万元，较二十年底，增加五千余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口，均立于入超地位，现金纷纷流出。”[7] 针对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人们提出了各种解救方案，大多把金融救济发放视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有学者认为，各种救济农村的基本方法，如重新分配土地、减低高额地租、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等，因种种关系，一时难以实施，“在短期内求其能真实办到，并能收得相当成效，以济燃眉者，恐只有救济农村金融之一法”[8]。 银行业切身感受到“资金归农”的迫切性。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认为：内地农村破产，与上海金融资本具有密切关系，会危及上海前途。金融界投资困难，存款停滞，势必群趋证卷公债的投机，只能增加恐慌的程度。唯一救济办法，就是上海有资产者立即送钱送入才到内地去。[9]该行呼吁金融界转变营业方针，联合降低存放款利率，转移投资视线，“以集中之资金，散而还诸内地”[7]。章乃器1932年在中国银行演讲时指出，农村金融枯竭固然是很坏的事情，许多资金集中在无组织的上海金融业手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没有正当的出路，上海金融业会再掀起投机狂潮。“所以我们为调整全国金融计，固然要设法使金钱流向内地——使输血管的功用恢复；即为上海金融安定计，也得使金钱流向内地。”[1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同样认识到，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则为农民金融之不能流通，故救济农业首在繁荣农村，而繁荣农村之先决问题，则当使资金流入内地。农民生活安定，不感受经济上之压迫，则生产可以改良，工商随之发展，此系全国金融界之整个问题，不仅救济农业而已也。”[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