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家一词见诸文献，据笔者所知，最早出现在明朝的成化年间，为客店之别称。①但随着明至清初密集的商贸民营化和赋役货币化变革，歇家开始与“牙行”相互转化结合，形成一种集客店、经纪人、仓储、贸易甚至运输、借贷于一体的新的“歇家牙行”商业运营模式，并约在明弘治年间成为中国商业运行的主要模式之一。② “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在内地和“藏边”地区的发展进程与表现形式不同，前者主要来自以“官牙制”为核心的商贸民营化变革，以及官营商业体系崩溃和赋役货币化变革；而后者主要来自“招商中茶制”、“官茶引贩制度”等一系列“沿边”贸易不断民营化变革；而且兴衰时段不一，前者兴盛期是自明中叶到乾隆中期为止，后者则是自明中后期到民国为止。因此，本文分为内地和藏边地区两部分，对该模式发展演变进行概述。 一 内地“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 内地“歇家牙行”经营模式产生的社会条件，是“官牙制”的确立和以“塌房”商业经营模式为主体的官营贸易体系的衰落。“官牙制”的推行，实际上暗含了对官营贸易体系构架效果的否定。相对明朝初期，则掀开了商业民营化的序幕。其中“有抵业人户”（其人有家业可以抵客货）充当“牙行”的规定，为歇家转化为“牙行”提供了便利；而“邸店”、“塌房”商业经营模式的衰落，促使“牙行”要为客商提供食宿及货物运输、储存等服务，则是“牙行”转化为歇家的现实需要。加上歇家和“牙商”在协助政府管理职能的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推动了“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此同时，赋役货币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明至清初的商品经济发展，增加了客商的流量，为“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发展和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于是，“歇家牙行”模式逐渐发展成明中叶至清乾隆中叶的主要商业经营模式之一。 （一）内地“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明朝鼎立之初，政府想以“塌房”经营模式为主的官店贸易形式一统天下商业，希图建立以官营贸易体系为主体的商业网络。为此，明政府曾推行“革罢官、私牙行”的措施。③自宋元以来，民间贸易几乎都要经“牙行”这一中间组织才能进行，宋时“市肆交易，必为牙保”，④元时“凡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须要牙保人等与卖主买主明白书写籍贯，往来去处。”⑤明政府禁止“牙行”贸易，实际上限制了民间的商业行为，为官营店铺主导商业贸易提供支持。《明会典》载：“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场，停积客商货物及猪羊等畜厅，听其两平交易，革罢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钱一分。”⑥《明史》卷81《食货志五》亦载：“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⑦当时在“塌房”交易被要求“货物听客商自卖”，⑧不许“牙商”参与其中。在这种政策下，以“塌房”为主体的明代官店发展迅速。据郑克晟、韩大成两先生研究，明代政府于两京及商业比较发达与交通便利的地区广设“官店”，如宣府，运河沿岸之通州、张家湾、天津，山海关外之八里铺，以及山西的蒲州、江西的东乡等地，都设有“官店”，且规模宏大，仅大宁都司，新旧店房多达数千间。⑨ 明政府通过禁止“牙行”贸易，在全国主要商贸中心逐步建立起官营贸易体系，尤其对京城“塌房”尤为重视：“于京城内外置仓厫，以贮天下粮储，建塌房以蓄四方客货，富实京师，以开万世太平之基。”⑩可见当时“塌房”与“仓厫”地位相同，显然具有以“塌房”官营贸易形式一统京城商业的意图。但是，禁止“牙行”贸易形式，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商人们认为：“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11)面对现实，明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对“牙行”的策略，从过去一律禁止转变到既要设立以便民通商，又要把这些“牙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于是“官牙制”应运而生。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颁示天下”，(12)将“私充牙行埠头”条纳为全国性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为：“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13)《大明律直引》对“私充牙行埠头”的字义解释是：“牙行，主城市乡村买卖者；埠头，主船舶客商货物者。”(14)清楚表明明代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通行全国的“官牙”制度。 “官牙制”确立之后，“牙商”不仅成为官营贸易体系之外的中间贸易唯一合法商人，而且官营贸易体系之内亦少不了“牙商”参与。如塌房，史载：“照例每店佥大户二名看管，按季更替，该抽货物各官亲属斟酌抽取，不许容留亲戚诈称家人，在店搅扰，仍行巡视塌房御史访察禁革，但有更易姓名营求看店及私充牙行者，军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15)可见各“塌房”都有“官牙”居中贸易，甚至还有众多的“私牙”参与其中。“塌房”贸易从禁止“牙商”到广设“官牙”，暗示着在当时条件下，不管其是私营还是官营，“牙行”贸易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明代“货物交易全凭牙行，船车装卸悉依埠头”，“牙行”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结构中的中枢，以至于“市中贸易必经牙行”。(16)“官牙制”的有力推行，使明代初期纯粹的官营“塌房”走向官民共营，也就是说“塌房”成为官设的储存货物和交易场所，而在其中周旋贸易的则是“牙商”。因此“官牙制”的推行实际上暗含了对官营贸易体系构架效果的否定，相对明朝初期而言，则是掀开了商业大规模民营化的序幕。 在这种政策之下，“塌房”开始演变为一种税种的称谓，史称“塌房税”，并逐步可民营。“塌房”在演化为一税种并可民营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商税繁重，权贵把持，勒索过重，导致经营不善而不断衰落。史载：“自宣德年间，以钞法不通，取勘民间置卖铺面及住居房屋作塌房名色纳钞，今多烧毁倒坏。”(17)又载：“宣德六年二月，侍郎曹宏奏有司令里老开报塌房，凡街市人户俱作停货店舍，每月纳钞五百贯而实无货停蓄，民贫无钞，有鬻子女产业输官者。”(18)景泰年间，“两京塌房……有将铺面关闭不敢买卖者……或计利多寡而开闭之不常。”(19)景泰年间，“（内官）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行贾坐敝，莫敢谁何？”(20)从“塌房”多“烧毁倒坏”、“不敢买卖”、“开闭之不常”，甚至经营“塌房”者“鬻子女产业输官”，可管窥其凋敝之惨状。加上主管“塌房”者往往依仗权势，或强行邀截客商，或低价卖出客货，贻害商民，“塌房”经营模式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景泰以后，“塌房”之名，逐渐消失于史书记载之中，这说明以“塌房”经营模式为主体官营贸易体系已严重衰落。于是“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开始兴起，“歇家牙行”替代“邸店”、“塌房”商业经营模式的过程，与“官牙制”的确立完善和“邸店”、“塌房”商业经营模式衰落息息相关。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