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铸钱散论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2-0013-07

      唐代铸钱是一个重要问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铸钱本身，而且还在于有不少重要问题需要从铸钱找答案。关于唐代铸钱，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不过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开元中铸钱“岁盈百万”

      提及唐代铸钱的繁盛时期，为唐史者普遍认可的是杜佑所载的“天宝中”，当时“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①。而对穆宗时户部尚书杨于陵所言“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张泽咸认为“所言可能有误”③，但未给出理由，也未指出误在何处。

      从杨于陵说这番话时的身份和场合看，“岁盈百万”的记载有很高的可信度。杨于陵于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辛丑，以户部侍郎为户部尚书④，当时穆宗“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而杨于陵认为钱重货轻是由于当时铸钱量比开元时期大量减少和铜钱流通区域扩大所致，并提出“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并采纳、付诸实施⑤。唐朝户部负有管理天下财赋收支之职责，杨于陵作为户部的主要官员，有条件获取铸钱方面的资料。应皇帝之诏，议决“货轻钱重”问题，杨于陵不可能毫无根据地信口乱说。

      从铸钱炉数看，“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是有依据的。《唐六典》“诸铸钱监”注文中云：“今绛州三十炉，杨（当为扬）、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⑥，合计为 89炉，铸钱炉数比天宝中少10炉，铸钱炉分布地少润州。《唐六典》成书上奏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 (739)⑦，说明其89铸钱炉在开元二十七年之前即已存在，《新唐书》的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⑧，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唐六典》89铸钱炉的所在地有宣州，却无润州，不知是《唐六典》漏载，还是《唐六典》成书时润州钱监尚未建成。但不管怎样，“七十余炉”存在的时间应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宣州初置钱监之前，并且从刘秩针对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提出的“宜纵民铸”建议而作的议论中提到“钱重由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旧”⑨看，“七十余炉”的铸钱规模应维持了不短的时间。

      既然是“七十余炉”，“岁盈百万”的计量单位不可能是“文”，而应该是“贯”，这样每炉年铸钱量应达到一万二千贯以上，唐代是否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呢？从现有记载看，不同年份各炉年铸钱量差别很大。天宝中每炉岁（十个月）铸三千三百贯⑩。建中元年(780)九月，韩洄请“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11)，每炉平均为七千二百贯。元和三年(808)五月，李巽“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12)，每炉平均三千五百贯。元和七年(812)，蔚州“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13)，每炉平均三千六百贯。杨于陵所说的元和末年“十数炉，岁入十五万”，每炉平均约一万二千贯。各炉年铸钱量相差如此悬殊，主要不是铸钱工艺的差别所致，而是和各炉的设计生产规模有关，其中主要是各炉熔化铸钱原料的能力，其他各工序人员的配备均要与之相适应。如清前期普遍采用了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翻砂铸钱工艺，但各炉的年铸钱量仍很悬殊（参见表1）。

      

      如表1所示，各省每炉年铸钱量超过一万贯的铸钱局有直隶宝直局、浙江宝浙局和福建宝福局，其余多在四千至八千贯之间，最少者为伊犁宝伊局，每炉年铸钱量只有561贯。另据《钦定户部鼓铸则例》卷七：宝泉局设炉五十座，勤炉十座，每年铸钱949848串。每炉年均铸钱量高达15830.8串。各炉铸钱量的多少与工役人员数量有密切关系。表1浙江宝浙局每炉年铸钱11781.818串，每炉工匠数雍正八年(1730)为47，乾隆五年(1740)为41(15)。表1广西宝桂局每炉年铸钱4800串，每炉工匠数嘉庆初为10名，五炉工匠共50名(16)。

      所以，只要投入足够的工匠，唐开元中每炉年铸钱量达到一万二千贯以上绝非难事，更何况元和末每炉平均年铸钱量达到了约一万二千贯。

      每炉年铸钱量可达到一万二千贯以上，并不等于开元中铸钱量可达“岁盈百万”，还需要考虑铸钱原料的供应情况。唐代铸钱以铜的需求量为最多。天宝中“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锻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锡五百四十斤”(17)。铜占总数的83.3%，而开元通宝钱“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8)。“岁盈百万”至少需要原铜六百万斤左右，开元年间的铜产量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呢？现有文献并无直接记载，但从有关情况看，是完全可能的。据《唐六典》：“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19)即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收实物税，对税后铜并不要求必须卖给官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既然载入《唐六典》，说明其至少是唐前期的基本政策。官府抽取铜税的税率，史无明载，但从银税税率(20)看，也不可能很高，这使得每年开采的铜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由此导致唐前期铸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私铸之禁，禁断恶钱，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无奈地提出“不禁铸钱”(21)。唐前期私铸屡禁不止的原因是私铸有丰厚利润，恶钱泛滥的原因则是恶钱在商品流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完全禁断恶钱会影响到正常的商品交换。开元六年(718)禁断恶钱，造成“市井不通，物价腾起”，不得不“弛其禁”。天宝十一载规定：“百姓间应交易所用钱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引起京城百姓“颇相惊扰”，为此“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使用，久之乃定。”(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