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82-07 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奇迹”，或者说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已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历史史实。然而，对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诸多歧见中常有相通之处，而类似的见解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为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图景，并期望从人类近现代思想史上诸家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反思中，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从而对准确把握中国现今的发展模式、体制格局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产生一定的助益。 一、西方古典学者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理论反思：分工、市场深化与经济增长 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①，笔者依照对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论解释——并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斯密动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起飞，只不过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不断冲破欧洲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在一个国家疆域内以至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扩展开来的一个外在表现和历史结果。由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与著作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和大英帝国崛起之前形成及出版的，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不甚恰当地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展秩序理论的出现，比喻为西方世界兴起之黎明前的报晓晨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说低估了斯密市场经济秩序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其实恰恰相反，笔者最近的一些研究实际上旨在说明，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近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西欧诸国在近代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斯密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现实展示。从近代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学家与政府政策的决策者，也影响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譬如，受斯密、萨伊(John B·Say)、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关系做了一些思辨哲学的论述。黑格尔指出，“劳动的普遍和客观方面在于其抽象化过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致生产的专业化，并产生了劳动分工。通过劳动分工.个人的工作变得简单了，以至于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劳动中提高了，他的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类为满足他们需要的互相依赖和互惠往来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产的抽象化使得劳动越来越机械化，以至于使人本身能够站在旁边，让一台机器来代替他工作。”[1](§198)基于他对当时西欧诸国的市场扩展、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税收和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以及不断寻找新的殖民地这种社会内部诸因素关联动态的现实观察，黑格尔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冒险而追求利润，产业也同时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于贪图享受和满足欲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危险和破坏等因素。此外，通过这种强大的沟通媒介，产业本身也带来了与遥远国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约的法律关系；同时，贸易又是最强大的文化沟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业通过它获得了世界的意义。[1](§247)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市场交易、市民生活、商业贸易这些经济活动，以及西方诸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诠释成了他那“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世界的意义”。当时的欧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情形？黑格尔认为，其原因是“当市民社会的活动不再受限时，它内部就蕴生了自身的人口和产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随着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以及满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种双重的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强了，与之相伴，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长。”[1](§243)这里，黑格尔显然从其思辨哲学的视角，对18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动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释，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理论猜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作为一位思辨哲学家，黑格尔不但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动态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对人们利己心的发挥与其外在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譬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国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国家。”[1](§183) 从历史上来看，黑格尔处于比斯密稍晚的西方诸国工业革命刚刚萌发的初期。如果说此时黑格尔尚未能够自觉地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处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勃兴以及西方诸国经济起飞大潮中的马克思则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这样做了。可能正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工业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许多地方讨论了技术革命，尤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兴起以及西方诸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后人常常把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理论的核心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技术水平及其能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程式，甚至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莫大的误解②。 马克思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年代的马克思便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P256)那么，资产阶级运用什么样的符咒在短短的时间里呼唤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以及大工业和科技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并未作回答。但在此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过分工和自由竞争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与科技革命的主要动力源泉的思想，并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的断语[2](p66)。马克思的这些判断，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见解，以及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在精神上应该说均是殊途同归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什么力量推动市场分工、自由竞争以及机器的采用，从而导致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现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1卷中好像有意无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求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P175-177)。在另一些地方，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3](P260)。在这一市场经济扩展的内在动机的支配和推动下，市场的分工和协作就出现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3](P367-368)。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3](P394)。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与其之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原理，以及其后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解释，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