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192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二五减租”作为土地纲领的核心内容。 1927年，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五省随即颁布减租法令。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决裂，是年年底，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的减租改革被正式取消；江苏省的减租一直停留在租额标准的制定上，实际上亦未实行。只有浙江，从1927年11月份开始，发布了一系列减租条例，使二五减租进入了实施阶段。 浙江省二五减租的内涵，最初是对所有地租减征25%，后来改为将地租的最高租额设定为主要作物平均产量的50%，尔后再减轻25%。在1929年修订的浙江省《土地法》中，最后的地租上限定为主要作物或正造作物产量的37.5%，故又称“三七五减租”。 白凯(Kathnyn Bennhandt)在研究中指出，国民党在浙江的改革计划，各县执行的差异甚大，“没有一个县能够声称自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减租计划（某些县连尝试都未曾有过），但是浙江北部到处都有真正实行减租的小块地盘”。作为例证，根据1935年的调查，在嘉兴县的第二、第三两区，当地征收的最高地租，在1920年代后期从每亩1.2石降至0.7石以下。调查员将原因归结为当地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现象，而非地主的慷慨大方。① 1950年代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写的一份题名为《浙江省农村调查》的报告中，关于1940年代嘉兴县的地租额与二五减租，有更具体的说法。兹引如下： 活（花）租：这种租制采用最多，每年由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该地该年度正产物的平均收获量，订定缴租标准，农民再按标准缴租。例如1948年塘汇乡正产物平均每亩收获量为2石米，计租时收获量按平均每亩1.2石计算，则其缴租标准为0.45石（为正产物 37.5%），因此塘汇乡的所有活租佃户，均依照这个标准缴租。 据鸣羊村的农民反映，活租制并不是任何农民都可以得到的，一般是比较大的佃富农、有永佃权的或多年耕种的老佃户才能得到。以鸣羊村来说，活租制并不像南阳村那么普遍。② 所谓“活（花）租制”，是按照年成丰歉由佃业双方确定租额的一种租制。1948年嘉兴县塘汇乡正产物的平均亩产为2石米，然计租时只算作1.2石米。按照37.5%的租率计算，每亩租米只有0.45石，实际只占正造作物产量的22.5%。不过，依鸣羊村人的说法，这种只占正产量 22.5%的活租制，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租制，只有拥有“永佃权”的大佃户或老佃户才能享受得到。 鸣羊村人关于“永佃权”的说法，其实是调查员的观点。此外，还有“田面权”的说法。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学者冯和法的表述中，③只有“永佃权”而无“田面权”。而在江南的乡土社会中，并无“永佃权”的说法，只有“田面权”的说法。依1929年《民法》，永佃权“谓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牧畜之地”。④与此相关的“一田两主”，将田地分为“田底”和“田面”。在江南地区，拥有“田底权”的业主，有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田底”的权利，承担田赋；拥有“田面田”的“佃农”，也有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田面”的权利，但须向“田底权”人交租。很显然，田面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和仅仅有使用权意义的永佃权是不同的。 吴滔指出：“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一些学者在乡村调查和相关的研究中，之所以将田面权混同于永佃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民国时期《民法》有关永佃权的法理逻辑来理解田面权惯行。”⑤此言固然不错，但他在论述中完全不理会永佃权的存在，即不理会西方法理学意义上的永佃权的存在，也并不妥当。杨国桢指出，一田两主中的田皮权（即田面权）主要从永佃权转化而来，而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户自由转让，是区分一田两主和永佃权的根本标志。⑥黄宗智指出，从永佃权至田面权，“永佃可以演化为双层土地所有权，也可与双层土地所有权混合或共存。两者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他们之间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统一体”。⑦由此联想到鸣羊村人所“说”的“永佃权”，有可能是“田面权”。 根据上引资料，南阳村的“大佃农”和“佃富农”共有16户，共租入1015亩土地，共租出 20亩土地。平均每户租入土地多达63.4亩，规模不能算不大。在鸣羊村，“佃富农”和“佃中农”共有47户，共租入土地1480亩，无出租土地。平均每户租入土地31.5亩，虽然规模不及南阳村同类的一半，但也不能算是“小的佃富农”，尤其是其中24户“佃富农”共租入土地 1078亩，平均每户租入44.9亩，规模还要大些。鸣羊村这些颇具实力的佃富农或佃中农，应当也是多年耕种业主土地的“老佃户”。因为，按常理，只有小佃农的土地租种权，才是不稳定的。这使我们感到，同一个乡两个相距不远的村庄，各自通行的租佃制度还是有差别的。本文关于浙江省二五减租的讨论，就从地租制度的差异谈起。 二 两种“永佃权”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根据嘉兴、嘉善、平湖、金华、衢州、绍兴、宁波七地的调查，将浙江境内永佃权的形成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太平天国时，地主逃亡在外，土地荒芜，后由农民将荒田开垦耕种。地主归来后，即发生地权纠纷，结果所有权仍归地主，农民取得使用权（永佃权），但农民仍须向地主交租。平常年代也有农民替地主垦荒而获得永佃权的。其二，农民出卖土地应急，只出卖所有权，使用权仍归自己所有，按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反之，则是地主出卖土地使用权给农民，农民出价购得永佃权。其三，由于长期使用，习惯形成永佃权。如在嘉兴、嘉善、平湖等县的一些客帮佃户经过长期使用租田而取得永佃权。其四，以预交一部分押金的方式，取得一种相对的永佃权。地主不得随意抽佃，在衢州地区称为押揽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