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中资银行再统计

      1927-1937年的中资银行，有各类《年鉴》所作的多种统计，其中较为全面、系统、被引用最多的是《全国银行年鉴》的统计，而《申报年鉴》的首份全国中资银行名录发表的时间最早。《中国经济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都有这方面的统计，《上海市年鉴》则对总行或分行设于上海的中资银行有相当全面的记载。这些统计各有侧重，详略互异，内容互有交叉，可以相互参照、补充。但都有一个共同缺点，资料都不是十分完整、全面和准确。普遍情况是，已停业银行往往仍被列入现存银行名单，而大量新设银行及地方银行被漏计。准确性相对较高的《全国银行年鉴》统计，虽然没有将停闭银行列入现存银行名单的明显差错，但许多停闭银行被漏计。尤为奇怪的是，该《年鉴》的历年新设和停业银行统计表中，1935年、1936年、1937年的3年中，竟无一家银行停业。漏计的新设银行更是为数不少。其他统计则两种疏漏并存，情况尤为严重。因此，这些统计都未能全面、准确反映当时的实际，据此所作的某些概括或结论，亦不符合历史。如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总结1927—1937年的中资银行发展时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零六家，占现有银行的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重要阶段”。①然而，实际情况是，这10年间停业的银行远不止31家，新设的银行也大大超过137家，而现存银行也没有新设银行的2/3强。该统计和结论与历史实际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了准确和全面揭示历史真实，有必要对近代尤其是1927-1937年的中资银行统计，进行补充和修正。近年已有学者对1927年前的中资银行进行考察，作出了新的统计，指出1925年实存银行为 159家，②比《全国银行年鉴》统计的57家多出102家，比1935年的中资银行还多3家。这就使 1927-1937年中资银行的调查和重新统计变得更加紧迫。否则，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说，中资银行新设的多，停业的少，数量逐年增加，银行业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所列举统计反比1925年低，到1936年中资银行的数量才超过1925年。势难自圆其说。

      当然，要对1927-1937年的中资银行统计进行全面补充和修正，有一定难度。漏计的银行大部分是地方中、小银行和东北地区的银行，资料零细、分散，尤其是原始档案的蒐寻、整理相当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好在近年出版的新编地方志，对这类银行大多有所记载，有的还相当清晰、翔实，为新的调查、统计提供了条件和依据。我用数年时间查阅和检索了全国1000余种新编方志，新的统计主要就是利用这些新编的有关资料制作的。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资银行的各种统计中，1933年《申报年鉴》根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银行注册所作的1932年实存银行一览表，时间最早，且较为准确。我们即以该表为基础，参照、综合其他统计，重点补充新编地方志的有关资料，编制1932年全国中资银行名录，有如表1。

      

      

      

      

      

      资料来源：1-95据1933年《申报年鉴》，页M112-115，原表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1932年8月编制。原有银行102家，其中6家有资料记载已停业（停业时间，5家为1932年，1家不详）舍去。“盐业银行”疑与“中国盐业银行”重复，实为95家，另“杭州惠通银行”疑为“杭州惠迪银行”之误；“中华勤工银行“疑为”中华劝工银行“之误。96-105据上揭书，页M117-158，原资料无银行设立年份，现据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历年开设银行年别统计细表》以及其他资料补充；106-155据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156-162据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163-210据相关省、市、县（区）新编地方志。

      附注：为节省篇幅，银行名称中的“银行”二字全部省略，如“大中”全称为“大中银行”，由此类推；银行名称中的“商业储蓄”一律简化为“商储”，如“大同商储”全称为“大同商业储蓄银行”，由此类推。

      如表1，1932年实存银行210家，其中46家为这次调查所作的增补，占原调查统计164家的28%。我们以此作为1927-1937年中资银行再统计的基础和基数，其余各年的银行名单和数字，即可通过分别考察该年新设和停闭银行的情况获得。表2、表3所列即分别为1926-1937年新设和停业的中资银行全部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