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05-06 食货派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学术界对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研究现状与其在三十年代的学术影响是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就食货派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理贡献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食货派的学术缘起 食货派作为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其形成有着内在的学术渊源，即三十年代以中国社会史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论战为食货派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环境和历史契机，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史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研究。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时追溯了食货派的学术缘起，认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100)。这表明，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之间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民初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梁启超等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提出传统史学“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侨以圆满的印象”[2](6)，新史学应当突破传统史学“一人一家之谱录”[2](1)的模式。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列举了“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的“重要项目”，其中包括“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其影响于经济者何如？”、“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2](8)等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提出把社会经济也纳入史家的视野之中。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唯物史观也在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运用，“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1](3)。这表明，到二十年代末期经济史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由中共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发对中国社会史的探讨。1928年 10月，“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认为“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3]。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引发了学术界的大争论。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时代，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4](313)，托派的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以及以中间派自居的胡秋原、王礼锡等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论战的主要论题看，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经济史料的考察来证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正如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所提出：“经济的结构，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整个社会，决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础，然后能把握其整个”。[5](3)对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分期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一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要做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用充足的史料进行精细的分析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一点，论战的参加者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大量经济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论战各方尽管也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论证，但同古史派微观考据和细致研究相比，则显得粗糙简陋。特别是由于中国古代历史相当漫长，史料繁多杂乱而又缺乏系统地爬梳考稽，因此在争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时存在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对于这种重方法轻材料的普遍倾向，当时学术界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如冯友兰在为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有感于其缺陷而发出感慨：“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6](374)钱穆也提出类似的批评：“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 [7](4)尽管钱穆所言过重，但忽视史料的搜集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当时正当论战高潮之时，王礼锡已经发现论战重论不重史、以论代史的弊病并提出细化研究的愿望，他说：“在这个大问题之下，分为若干问题，每人或每组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负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审查，以及对于这些材料的组织与问题的试解的责任，然后由大家加以细密的讨论。这样才可以免除‘流于空疏’的毛病。”“我们可以预料着将有一个更热烈的研究空气会为这个论战所诱发。”[5](10)事实恰如王礼锡所希望的，虽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因1933年9月《读书杂志》的停刊而沉寂下来，但它开启了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即从理论的争论转入史料的搜求。学术界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食货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应运而生。作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平息不久后形成了的一个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活动组织，食货派在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较有影响，其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