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2-0061-08 一、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演变 汉宋时期的“计赀定课”①，指国家根据纳税人拥有田地及家庭资产的多少（在很多场合表现为户等高低），具体确定其应交纳的赋税量或者应承担的力役。汉宋时期，“计赀定课”在农村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论述“计赀定课”中的课税，但对其制度性缺陷的探讨，同样适用于课役，故间或引证有关课役的资料。 “计赀定课”在汉宋时期成为农村越来越重要的税收计征方式，主要表现如下： 1.田赋的“计赀定课” 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渐瓦解，自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改行“履亩而税”以来，以纳税人拥有的田地多少为依据的田赋征收，历代延绵不断。这无疑是汉宋时期最重要的一种“计赀定课”形式。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后，更是“据地出税，天下皆同”[1]（卷八四《租税下》“大中六年”条），此可不赘。 2.征收人头税时的“计赀定课” 人头税曾经是汉宋时期农村主要的或者重要的税制，不过，在唐朝两税法改革之前，人头税在实际征收中也采取不少“计赀定课”的形式。例如，汉代的口钱、算赋是人头税，但起码在东汉时，政府在实际配税中实行了“计赀定课”的办法。如东汉在小乡设置一名啬夫，其职在于“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2]（《百官志》）。《后汉书》卷三十九《刘平传》载：刘平任“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可知东汉各户交纳的赋钱实际上与其家赀多少（贫富）相关。再如，汉魏的“调”制规定是以户为单位计征统一税额的纺织品，不过，正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一文中所指出的：“调查户赀乃是汉代成法，汉魏间新行税目户调是据户赀决定差等的，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3](P72)确实，两晋南北朝的“九品混通”，或者称“九品相通”，主要就是针对户调征收而采取的一种“计赀定课”方式。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是按丁男计征定额税，通常与纳税人的家庭资产即评定的户等无关，不过，在江南折租纳布、减免田租、岭南税米等三种情况下，还是与户等高低有所关联[4](P12-14)。 3.按家庭总资产或者主要资产价值征税的“计赀定课”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汉景帝时的“訾算”，当是最早明确规定按家庭总资产价值计征的税项，家庭总资产价值达1万钱，要征税127钱②。此后，这种税制不时可见。如北凉的“赀马”是按户赀多少配养马匹[5](P25-30)。北魏世祖拓跋焘曾“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6]（《世祖纪上》）。南朝萧齐有“围桑品屋，以准赀课”[7]（《萧子良传》）之制。北齐文宣帝“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8]（《食货志》）。唐朝前期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分配的，正如武则天仪凤三年(678年)的诏文所说的，户税“既依户次，贫富有殊”[1]（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 4.唐朝两税法以来“计赀定课”的演变 上述三类农村“计赀定课”的不同情形，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两税法时归于一途。两税法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9]（《杨炎传》）的原则，各州的田赋总额即“两税斛斗”是以现垦田为依据摊征，各州的“两税钱”总额则按户等高低摊征。这就是唐德宗要求中央使者与地方官员共同完成的“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10]（卷四八七《赋税一》）的任务。至此，农村的赋税全部是“计赀定课”。不过，两税法的计赀依据仍然分为两类，一类是计亩，一类是计家庭资产价值多少 （最终形式表现为户等高低）。 从五代到宋朝，“推排”民户“物力”即评估家庭资产仍然是征派赋役（包括赋税化的“和买”、“和籴”等）的主要依据。据研究，宋朝在乡村摊派各种赋役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按田地的多寡肥瘠；二是按人丁的多少；三是按五等主户的户等；四是按家业钱、夏税钱等。这几种方式经常交错重迭。两税虽然是土地税，却与户等即家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1](P117-144)。宋朝对“推排”物力有明确的制度规定[12]（《食货志六》）。 总之，汉宋时期，“计赀定课”一直是农村重要乃至主要的赋役计征方式，对国家财政、农村经济都有重大影响。 二、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消极经济影响 宋人曾经针对两税法之前人头税性质的田赋计征方式（如北朝按一夫一妇或一床计征的租调、唐代按丁男计征的租庸调），批评说：“历代田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13]（卷三《历代田赋之制》）所以，从税负公平来看，“计赀定课”无疑要远比人头税合理。这当是汉宋时期王朝选择上述农村税制改革方向的基本考虑。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汉宋时期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它有利于调节农村的贫富不均，减轻贫穷人口的赋税负担，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论者也揭示当时“计赀定课”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放富役贫”的不公平现象，并且往往归咎于吏治腐败。这些都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还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在实践中造成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下面就其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试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