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7)03-0078-06 吕思勉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家之一，他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新史学建设。①吕氏旧学根底深厚，史著取材于普通文献，治学风格崇尚通博。②另一方面，吕思勉也积极汲取西学新知应用于史学研究，大凡阅其史著者皆可体察。王家范论吕思勉时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③可谓公允之论。目前有关吕思勉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主要局限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考察，鲜有从其他角度探讨吕思勉的史学成就。本文就吕思勉在中国货币史方面试作探讨，以窥吕氏风貌。 吕思勉早年向往旧时经济之学。④此种经济之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总括。彼时尚无学科分类概念，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读书人都应略知大概，目的在于经世。这是吕思勉幼年所立志向，亦是其一生问学治史之旨归。他曾说，研究学问的人，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书本里，要肩负社会改革之责，要为现实谋实用。他批评“向者士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于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书者无论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当世效实用”。⑤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不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⑥本乎此，他一生关注社会改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比如有文官考试方法改革、救济米荒对策、盐法改良与田赋征收、对平卖的建议、抗战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出路、战后民食问题、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整理土地和居住问题、根治贪污等问题。这些时论文字，充分体现了吕思勉的“经世致用”思想。 物价与货币是吕思勉早年就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自十九岁时始，“先生治史颇重视物价的变迁，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细心记录物价，可惜毁于抗战。⑦晚年吕思勉还说：“予年二十余，虏朝始大铸铜元，时卖买久以银论价，而工资犹多论钱，铜元既多，钱价日落，而工资不增，劳力者遂不可终日。予目击其状之惨，始有意作历代币价考，其所搜集，以正史为主，间亦以他书补之，报纸所载，听睹所及，附益焉者亦不少，未及属稿，倭寇入犯，积年笔记多藏小楼中，屋遭炸毁，亡失过半。”⑧甚至吕思勉首次参与学术论争的文章也是有关货币的。⑨缘于对下层民众的关怀，无论是读史札记，还是二部通史和四部断代史，货币与物价始终是吕思勉论述的重要内容，如断代史《魏晋南北朝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论述当时的物价，吕氏本人对这部分内容也甚是满意。⑩吕思勉平日就留意物价与货币史材料，札记有《汉时珠玉之价》、《汉人不重黄金》、《汉武以酷法行皮币》、《皮币》、《商贾以币变易积货逐利》、《盗摩钱质取镕》、《行钞奇谈，伪钞奇技》、《印子钱》、《论金银之用》、《续论金银之用》等。写札记是治史的重要方法，既是积累资料，也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吕思勉关于中国货币史全面系统的论述，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制度史》、《吕著中国通史》二书中的货币专题部分。《中国制度史》，是20世纪20年代吕思勉在沪江大学、光华大学授课讲义基础上撰就的，初名《国故纲要》、《国故新义》，曾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经扩充，更名为《中国社会史》。(11)1985年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全书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按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等分成十七个专题，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和论述。(12)其中专题三就是《钱币》，这是吕思勉第一次系统论述从上古至民国的中国货币发展史。(13)40年代初，在光华等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吕思勉撰成《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货币》是第十二篇。(14)与前者相比，《货币》部分对中国货币史的认识有所深化，论述更成熟、更具系统性；同时货币经济学理论深度也更高。由于吕思勉所撰中国货币史篇幅不大，所用材料都是出自正史，这让人很容易滑过论述中融通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和涵泳的论断。但是吕氏的论述无论在理论、分析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皆有可论之处，不乏精彩。本文撮其要旨，加以论述。 第一，关于中国货币史，吕思勉有两个基本认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货币史的分期，《中国制度史·钱币》开篇云： “吾国币制大略可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减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肇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15) 20世纪以来，中国货币通史不在其少。除少数从文化角度论述外，大多以王朝编年或编年结合币种结构。(16)从技术操作上来说，按王朝编年、编年结合币种分类以及从文化角度撰写中国货币史易于处理。但是，要对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历史进行分期实属不易，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分期标准与如何准确分期。从深层内在逻辑来说，分期体现了论述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程度、货币发展历史脉络的把握程度和对此发展史的理解力。吕思勉对中国货币史的分期依据是以每一时期的主导货币或说本位货币为标准，把中国货币发展史大致分作五期。这种分期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吕思勉自己的理解。他根据主导流通货币，把每一期主导货币的转换线索、兴衰过程、原因与利弊一一进行分析，如此则中国货币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明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