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的租佃制度，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曾作过一些讨论，但大多是就事论事，缺乏整体系统的思考。本文拟从这一方面作点尝试。 一 地主和佃农的经济关系，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关系，租佃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制度。地主和佃农都是租佃制度的利益相关者。地主的核心利益是能按时按质按量收取地租。佃农是生产经营当事人，其核心利益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排除地主的干扰，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都希望租佃制度朝着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方向发展。清代租佃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定额租制、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发展。它们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相互补充的制度安排，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对这种制度安排，清政府并没有详明的法律规定，而是由地主与佃农之间，经过协商以至斗争（包括不流血的和流血的斗争，如清代刑部档案所记载的他们之间发生的大量人命案件），最终达成共识和妥协，约定成俗地通过各种切合实际和明确具体的乡规、俗例表现出来。其中许多重要的乡规、俗例，并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法，成为地主和佃农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竟主要是经过民间立法而得到形成和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 定额租制是由分成租制发展而来。在分成租制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佃农自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都不完备，或多或少地需要地主提供，如耕牛、种子、农具以至住屋、食粮等等。而地租量则与土地收获量直接关联，产量多，地租就多。因之地主要干预和指挥生产，并且临田监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分离状态，佃农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地主参与分配增产成果，不利于充分发挥佃农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激励机制具有严重缺陷。 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转变，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高产稳产的田地增多，佃农具有全部生产资料，并且能够支付包括押租金在内的全部经营成本，为实行定额租制准备了物质条件。按照当时人的记述，实行定额租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农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①。这说明在定额租制下，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已完全地充分地分离，佃农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他可以排除地主参与分配增产成果，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租佃制度的激励机制从此趋于完善。这正是定额租制经济意义的本质所在。 夺佃与增租，历来是地主对付佃农的两大杀手锏。为了保障佃农的经营权，限制地主的随意干扰，两者自然成为乡规、俗例关注的重点。 首先是，在传统租佃制度下，“起耕另赁，权由业主，此主佃之通例也”②。防止地主利用土地产权，随意退佃，实为保障佃农经营权的首要环节。各地的乡规、俗例，对此作出了许多规定。 (1)佃户不欠地租，地主不能退佃。福建仙游县，乾隆间，林正佃种陈姓祭田，租佃契约内载明，“如无欠租，不得另付他人耕种”。浙江永康县俗例，“如佃户并不欠租，不许田主自种”。③ (2)租佃契约中规定的耕种年限未满，地主不能中途退佃。乾隆间，陕西汧阳县赵库租种宋恕山地，租佃契约内注明6年为满。后宋恕想增加佃钱，要收回耕地。赵以“文契年限末满”，加以拒绝。宋控告到县，县令也判定，原佃地亩“期满退还”。广东新宁县龚元惠租种赵南轩尝田，“以五年为满，立有批贴”。后赵想退田另佃，龚以“批限未满，又未欠租，不肯退耕”。县令也判定，田亩“照旧承耕，俟限满交还另佃”④ (3)地主不能借买卖田地的机会，撤换佃户。浙江临海县“地方乡例”：“若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福建平和县也是“佃农原有粪土佃银，业主卖租不卖佃”。广西武宣县，壮人种田，“历来只换田主，不换佃户，就算世业一般”。⑤ (4)地主不退还押租银，不能退佃。福建宁德县，“乡例，收了佃户的钱，田主不得另佃”。“如无欠租，佃户自要退耕，仍要还他钱文”。该省归化县，地主“若要自耕”，须退还押租钱，“才好起回耕作”。湖南新化县，佃户李若英，以地主原得“进庄银子，没有还他，不肯退庄”。广东清远县，佃户郭元扬等，以地主“不交还批头银子，故此不肯退耕”⑥。 (5)在备耕和耕种季节，地主不能退佃。各地乡例，在临春备耕季节和春夏农忙季节，地主都不能退佃。江苏吴江县地主张忝石在农历五月，要起佃自种，佃农沈廷元以“时在夏季，乡间俗例不应起佃”。江西上饶县佃农周廷珍以地主“临春起佃”，与地主严显明发生争执，被殴致死。后经官府判定，严显明殴死佃农，被处绞刑。其兄严显运“命弟临春起田”，合依不应轻律笞四十。湖南巴陵县也有“春不提田”俗例。乾隆初年，江西按察使凌焘还为此发布文告规定，“嗣后业主或因佃户逋租不清，或因别有事故不合，欲行另佃者，务俟当年农工既毕，方许另行召佃，概不得临春起佃”⑦。 其次，限制地主随意增租。经营权与所有权完全分离的经济价值，就在于它能为佃农创造收益，占有收益。佃农只有在交纳地租之后，能够占有土地营运所带来的全部收益，才能充分体现经营权的经济存在。防止地主随意干扰佃农的经济收益，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定额租制下，租佃契约一般都注明土地面积和地租数量，地主随意增租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不论年成丰歉，是否都要按原议定额收租？否则就等于地主变相增加地租。对此，各地普遍形成了看收成定分数的俗例。在南方，两江总督那苏图说，“江南民例，凡十成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如江苏崇明县，“崇明田土，向无一定租额，总在八月内，田主验明丰歉，酌议应收租额，此是历来旧规”。浙江乌程县，佃农是“按收成分数还租”。该省吴兴县，佃农交租是“视丰歉为盈缩”。广东保昌县，佃农是“按照收成丰歉折算交收”。福建晋江县，佃农以该年“得雨迟了，收成欠好，只肯完纳五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