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的提法，大体上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睹见，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较为散见了，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更较为常见了①。然而商帮在明代已实际上形成，可以说是既有研究的相当一致的看法，商帮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关明清商业和商人的论著，动辄以商帮或某某商帮之名冠之，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帮具体兴起或形成于何时，以何为标志，其背景又是什么？却很少见有专论，偶有论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说自话。今专文探讨明代各支地域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对明清商业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帮的形成 安徽商帮在明代指徽州商帮和宁国商帮。 关于徽商成帮的时代，学界已有较多看法，或谓徽商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钜资的徽州儒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徽商形成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相联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运用；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徽州商帮应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这时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都已显现出来了②；或谓徽商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名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形成于一系列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形成于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后，勃兴于16世纪商业竞争激烈进行之际，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认为是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的标志，徽商价值观的确立，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③。 商人成帮未必一定要完成群体心理整合，群体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成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县会馆，直到清末，始终主要作为科举试馆与官员居停团拜的场所，“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④，商人在其中不占主体地位。这样的会馆，是无法作为徽商成帮的标志的。而《徽商研究》认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在成化、弘治时期都已显现出来了的看法，衡之实际情形，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是这样描述府属各县的经商概况的：“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绩溪之俗有二，徽岭以南壤瘠而民贫，岭南壤沃而民饶。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织，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弘治府志前的所谓“旧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续志》。其时歙县还只是“间事商贾”。可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则记载，歙县之西，“操其奇嬴以相夸咤”，婺源“操什一之术不如东南”，又称：“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休宁人吴子玉之手，吴作有《风俗志》，仅开首作“民故不能齐事田畴，要以货殖为恒产”，以下文字略同⑤。嘉靖时歙县、休宁等地已是“以货殖为恒产”，以“贾之名擅海内”，习见“上贾”、“中贾”、“下贾”。那么何时是转变期呢？万历《歙志·风土》描写该县风习转变道：“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歙县从商风习的形成框定在正德、嘉靖年间。县志的这种概括，并没有及时反映出歙县商人的经商实际，歙县等地经商成风可能更早些。据《溪南江氏族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江才生，其妻劝他经商时说：“吾乡贾者什九，君宁以家薄废贾？”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⑥。在太仓，因徽商钱璞定居陆公堰，捐资修葺，遂更其市名为“新安”⑦。在嘉兴，弘治时，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县“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⑧。都可说明其时徽商在江南人数之众。在全国最为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进士举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据黄氏族谱称，“吾宗黄氏世货鹾两淮”。黄氏家族世代经营两淮盐业已成特色。更据《竦塘黄氏宗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黄豹，少年时其“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⑨。歙县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赀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齐鲁，“益振其先君之业”⑩。如果徽人经商之风未兴，外出人数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有鉴于成、弘时期当地经商成风，因此有人序万历《歙志》时称：“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将成、弘时期作为经商是否成风的转变时期。万历《歙志》所说的正、嘉之际，已是全国风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徽州的休宁、歙县二县应该在经商风习的形成上时间更早一些。 综合上述各种情形，笔者基本赞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体上可将成、弘之际视为徽商特别是歙商休宁商形成商帮的时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其时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仅限于歙县、休宁、祁门三县，还不能说“整个徽州从商风习已经形成”。祁门经商风习虽与休、歙二县同，但势头没有休、歙猛，地域范围没有休、歙广。黟县按县志的说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经商，嘉庆志才称“为商为贾，所在有之”，可以断言，黟县经商成风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长江沿线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仅限于该县东北乡人。绩溪直到嘉庆时，农业仍是主业，外出经商之风形成相当晚。同时，也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对过往商品用强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议中，仍称“徽州府客人”汪玺等受害上告，而未称后世习见的“徽商”(11)。上述弘治时崇德知县逮捕违禁取利之人，文献称“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说明，“徽商”作为商帮群体的名称，社会上还未约定俗成。“徽商”这一名称还未完全稳定，正说明其时徽商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徽商的主体歙县、休宁二县商人成帮后，除了歙县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参与到同籍仕绅中共建了歙县会馆外，徽商还在其它地方建立了类似的同乡同业组织。如据后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时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12)。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于天启七年(1627)，实为徽州会馆(13)。同省严州府遂安县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创建于天启年间(14)。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门外大街创建歙县会馆(15)。这类纯粹由徽商创立的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性设施已可散见，可以视为徽商早已成帮的标志。 宁国商帮少见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宁国府下辖的宁国、太平、宣城、旌德、泾县和南陵六县的商人集团。因宁国历史上地系宣州，宁国商通常又称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时又与徽州商人结成集团活动，称为徽宁商人。按照宁国地方文献的说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宁国人还多以农为重，很少有出外经商者。当时，整个地区社会风气是“力耕织，薄商贾，敦俭朴”，宁国人是“鲜有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16)。正德以后，宁国人也纷纷走出家门，贸迁有无，开展商业活动。当地地方文献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宁国人经商成风的形成过程。泾县县志称，弘治时还是“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到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到后来更“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17)。旌德县志也称，“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8)。所以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19)。而同时人章潢在其《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故其地内啬而外侈”(20)。泾县的丝商，万历年间已在湖州双林镇建了“式好堂”，即是泾县旧会馆(21)；崇祯十一年(1638)在芜湖建了“卉木庵馆”，也即泾县会馆，并捐田52亩(22)。由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影响，到嘉、万历时期，宁国人结伙外出经商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地域性商帮初步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