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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处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类型、政府作用、风格气质等方面考察，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越商的文化内涵特征展现并丰富了浙商文化。与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相比，越商在产业类型、民众的参与度、政府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显示出越商文化源远流长。今后，通过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民营企业管理模式，提高越商主体科技知识水平，以及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着力，越商将进一步焕发活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头”曾是越商产业特征的写照，但越商的兴起并为省内外学者所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浙商群体不断活跃以后。绍兴是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从地理位置出发，越商是浙商的构成部分，从越商的产业结构类型、政府的作用、越商的风格气质、所具有的“个众”特征等方面考虑，越商更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绍兴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古代越民族的生息之地。春秋战国时代，绍兴成为越国的都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称会稽，隋唐北宋又称越州，南宋以后改称绍兴，一直至今。延续越民族古风、善于抓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商机而成长起来的越商，是浙商的重要构成部分。 1、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产业基础。旧时，“三缸一头”是绍兴的主要产业类型，“三缸”指染缸、酒缸、酱缸，“一头”是指打锡泊所用的头，均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绍兴均具有一定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绍兴的稻作文化、纺织文化、酒文化、剑文化已开始产生，越国尤其是越王勾践时期，纺织业、酿酒业已有一定水平。到秦汉三国时期，绍兴成为当时全国四个最大的麻织中心之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绍兴“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越布“比绢方绡，既轻且丽”，说明绍兴的纺织产品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声誉。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业异军突起，越绫越罗风行天下，隋炀帝时，越州进贡的耀花绫，被朝廷视为丝绸极品[1]，直至现在，绍兴的产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纺织业占据绍兴经济增长中的半壁江山。 浙商的产业结构属于劳动密集型。张敏杰(2007)研究认为，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2] 吕福新(2007)认为，浙商主要从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3] 2、政府在越商的成长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体制基础。越商的成长与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政府在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引导、指导越商进行战略调整、缓解要素制约等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凭借财政力量，强力支持相关企业、产业发展，利用各种渠道推介产品，凭借较强的服务能力为企业、产业发展构建市场平台，帮助引进人才、职业培训等方面也展示了指导作用。 浙商是随着政府的作用成长起来的。张敏杰(2007)认为，政府对浙商成长起了主导作用。浙江省各级政府长期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奉行不争论的开明态度，对于浙商的创业，首先是积极地鼓励和大胆地支持，并且采取干预政策，促进人力及资本的积累，通过法治稳定政府秩序和经济程序，进而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供浙商创业。章剑鸣(2007)认为浙商的成长在于浙商具有稳健的政治态度，既善于经营市场，更长于经营与政府的关系。[4] 越商作为浙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服从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也善于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从而尽可能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所带来的一些弊端，有效地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 3、凭借独特的人文特征成就了各具特色的集聚经济，是越商成为浙商重要构成部分的经济基础。越商的成长是历史传统积聚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众”特征有效发挥的结果。近几年，绍兴经济迅速增长，位于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前列，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绍兴的产业集聚。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资料，至 2004年，绍兴市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聚有58个，年总产值2647亿元，在浙江省11个城市中仅次于杭州市。大唐袜业、嵊州领带、崧厦伞业、山下湖珍珠等产业聚集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唐镇集聚了8500多家袜业企业，4.5万从业人员，2006年产值278亿元，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市场 65％、世界市场35％的袜业；嵊州市集聚了1100多家领带企业，5万多从业人员，2006年销售额100多亿元，产量占全国90％、世界40％的领带产业；崧厦镇集聚了1200多家制伞企业，近3万从业人员，2006年产值4.1亿元，占全国伞业产值25％的伞业。绍兴市各具特色、自成规模产业集聚的形成受绍兴历史文化，尤其是越文化中的卧薪尝胆精神的影响。卧薪尝胆精神激励下的越商具有吕福新(2007)所说的“个众”特征，其创业、创新源于企业主自求生存、发展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