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07)03-0063-07 1 个案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把经济的增长划分为两种类型，“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1]前一种属于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投入推动的粗放型模式，后一种则是依靠劳动效率提高、人力资本的创造性所促进的内涵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镇经济可谓突飞猛进，而它们的发展历程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乡镇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如何能够实现从第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第二种经济增长方式则关注不够，而正好是这一转折点推动了乡镇企业质的提高，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为了探讨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缘由，笔者选取了地处广东省珠三角的T镇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本文所研究的T镇“个案不是统计样本（个案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统计边界），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统计学意义上而言）”。因为个案研究遵循的逻辑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具有直接从个案上升到一般结论的逻辑，也就避免了别人对于个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之类问题的批判[2]。笔者试图通过对T镇的考察来寻找一般意义上的乡镇经济增长之路，发生在T镇的日常事件同样有可能发生在众多的乡镇一级，因此，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推广性，T镇的独特之处也为个案研究提供了典型性。从研究时间段而言，本文更为侧重于1998-2006年这段时间，期间T镇发生的丰富多彩事件均可以体现本文的研究主旨。调研的成功取决于调查对象的典型性，T镇体现为：(1)它是城关镇，即A市政府（县级，以下所提到的A市都做此理解）所在地。城乡结合的特点影响了T镇经济的发展方向（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它是一个华侨镇。199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38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达219445人，侨乡的社会网络资源对乡镇经济的外在影响是巨大的。(3)它的规模很大，户籍人口17.5万、流动人口6.5万，各项经济指标也很高，200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0.89亿元（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的镇）。(4)从普遍意义上而言，T镇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恰恰反映了从传统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阵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粗放型的乡镇企业不适应经济增长需求时，乡镇领导人通过及时的企业改制实现了经济受损最小化；当工业园经济成为集约型发展趋势时，他们又通过招商引资注入资金来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笔者在T镇观察了两个月，通过深度描述来解释乡镇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分析，折射出乡镇经济发展的真实记录。本研究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历史文献整理等方法深入收集相关资料，通过长达两个月的蹲点调研，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得到了保障。为保护被访谈者的隐私权，笔者在行文中对于部分访谈对象用其姓名的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来代替。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SHUE认为，乡镇经济的正规化发展，正是国家在乡土社会的制度建设得到延伸的手段和结果，同时也导致了乡镇管理机构的企业化[3]。JEAN阐释了改革开放后乡镇政府与当地工商业成功结合，即地方政府（县、镇、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担任企业管理者的角色，与所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成功推动了乡镇经济的发展[4]。WALDER认为，在中国的过渡经济中，乡镇领导人扮演了地方集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主要是澄清乡镇政府管理的集体企业的产权，并在政府体系内自上而下的分配产权，目的是要对乡镇政府形成预算约束，由此激励官员的政绩，使得他们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积极行动者[5]。丘海雄等把乡镇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概括为“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村镇政府即公司”“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等观点[6]。但是，以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之后乡镇集体经济大都经过了企业改制，乡镇领导人直接管理企业的局面已经大大改变。仅从以上观点来解释乡镇经济发展有很大局限性，而理性选择理论的引入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并且可以把个人作用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上来。（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是一个使（乡镇）经济损失最小化、同时收益最大化的过程，这一观点挑战了仅仅用收益最大化来解释领导人行为的局限性，认为两者是同步的[7]，这也正好符合本文的论证思路。理论大师科尔曼(James S.Coleman)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相关论点对乡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路径。 理性选择理论来源于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即利益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的偏好。理性行动者的基础是“合理性”（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一种思维与判断的结果）[8]。首先，科尔曼运用个体方法论，采用目的论的原则，在低于社会组织行动水平的层次上应用目的论解释个人的行动（整体论解释是功能主义的，反对目的论），个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社会系统的行为则间接的来源于个人行动；个人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有目的行动，有目的行动则可以用合理性来说明，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其次，“缺乏个人行动基础的理论在人的概念中包含着更深一层的自相矛盾”（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把社会理论置于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从康德、罗尔斯、边沁、卢梭、洛克等人开始①，许多理论家都认为“人是有目的性和责任感的行动者”，只有通过寻找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不为人知的动机，才能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的活动，而恰恰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角度才能反映行动者的本意[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