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3-0053-07 一、“中国奇迹”式经济增长与克鲁格曼的预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由要素投入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1994年，克鲁格曼为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撰文，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上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盛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克鲁格曼等人对亚洲的研究，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定理提供了证据：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按照以前的统计口径，从1978-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496%；按照国家统计局 2006年调整后的统计方法，从1993-2003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8%，这就是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式的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与东南亚经济在结构上类似，都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的含量较低。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重消耗大宗商品”模式。这一模式由两个板块推动，即固定投资和出口，两者产出共占中国GDP的75%以上。200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耗用国，它的大宗商品Delta值（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更是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铝用量增长占了全球铝用量增长的50%、铁矿石为84%、钢材为108%、水泥为115%、锌为120%，而铜用量增长更是惊人，达到了307%。 在经过了20多年的高资源消耗的发展道路之后，我国再继续维系高资源投入强度已经出现了困难。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源供给不足现象。能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短缺的现象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广泛存在，即便是以往被公认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从需求方面来看，在我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同时，频繁发生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为我国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设置了障碍，而国内市场需求多年来也持续不振。 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奇迹”式的经济增长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以往的高资本消耗加大规模劳动投入加低技术进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陷阱。摒弃旧的增长模式，通过创新延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创新投入的决定因素和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展开的。鉴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R&D的投入，因此，以下的文献综述里我们只涉及那些与创新投入决定因素研究有关的文献。 卡尔·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的经济学家。因创新而引发的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27)。美国学者F.M.谢勒认为，马克思不同于19世纪中期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察觉到资本主义基本的天才在于它能够把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2]内森·罗森伯格在《技术进步的历史编年学》一文中也指出，熊彼特正是在马克思有关技术进步在长期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和有关技术进步的连续性质以及演进性的发现中得到了有关技术创新的最初启示。在马克思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于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多数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和制度变化被视为外生变量。 熊彼特是最早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来系统地研究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在熊彼特早期的研究中，他的研究对象是那些19世纪后期欧洲众多的小型企业。他发现在产业进入的技术门槛较低的时候，企业家往往容易携带新的理念、新的工艺、新的产品进入一个产业，打破原有的生产、组织和销售方式，从而对已有的企业进行挑战。[3]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扩张和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增强，熊彼特的研究视线转向了那些具有产业优势地位的大企业。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需要制度化，研发实验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大企业在这方面有着小企业难以抗衡的优势。由此，熊彼特得出了垄断力量和企业规模在创新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结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人们很容易发现，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模型的建立，还是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几乎都是围绕着与熊彼特的发现密切相关的两个假说展开的。这两个假说是：垄断力量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 按照第一个假说，垄断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作用的。支持这一假说的主要论点是：创新的动机来自对垄断利润的追逐，同时只有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才更有能力回收创新收益。此外，由于具有垄断利润的企业比那些只有正常利润的厂商具有更大的内部融资优势，从而能够在为高风险的研发活动募集资金的同时，有效地防止竞争对手的跟进。为了检验垄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文献使用了四企业集中度这一表示市场力量（或称之为垄断程度）的变量，检验了垄断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4](PP301-310)然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市场集中度尽管对研发强度有正的影响，但并不显著。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发现垄断力量激励创新投入的有力证据。随后的学者尝试着使用新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市场力量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例如，在衡量R&D的投入强度时，有的学者使用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控制变量上，增加了雇员人数和表示技术机会的产业虚拟变量。[5](PP524-531)研究结果发现，市场集中度的系数为正，并且基本显著。Scherer在运用1960年美国58个制造业数据对市场结构与R&D的投入强度进行检验时，还在检验模型中加入了市场集中度的平方项，结果发现R&D的人员强度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呈倒U型函数特征，即市场集中度有利于提高R&D的投入强度，但是如果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超过了某一临界值，市场的力量就会反过来压抑创新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