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最近在《中华文化应选择的记忆》一文中说，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的时代。而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融合而强大了，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亚洲之中国”的时代。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中国才开始漫长的“世界之中国”的路程。①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浙商”作为当今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 一、起始：处于边缘的“浙商” “浙商”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地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看可谓是处于“边缘”。 1.“浙商”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 中国文化传统，分大文化传统和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是学术文化传统。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以儒家为正统或主流。历史地看，“浙商”不仅处于儒家这一主流文化的边缘，而且处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 首先，历史上的浙江长时间远离中国封建朝廷，受朝廷的影响较小、控制较弱，比较自在。春秋前，浙江更是“僻陋在夷”，民情物态与“中原上国”大异其趣，未有重大的政治联系。②浙江商人群体的独立性比较强，对政府的依赖和受正统文化的束缚较少，自主自为的倾向较强。其次，浙江的思想文化传统是重视个体的生活实践，通过个体的生活实践将内在道德表达于生活世界本身。③“浙商”的个私性比较强。浙江省的企业有95%是个私企业。浙江省个私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第三，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常常是经纶现实事务，重视经验事实，主张“事功”，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流文化主张和强调“人伦”有很大差别。浙商不拘泥于人、人事和人与人的关系，不单纯强调做人，君臣父子的伦理意识比较淡薄，很多浙商在家庭中是儿子和弟弟或女儿、妹妹，但具有权威，父母和兄长听他（她）的，跟他（她）干。“浙商”重视和热衷做事，非常务实和讲实效，做的多说的少，功利性较强。第四，浙江历史上的学人有疾虚幻、倡实践的批判精神，重视文化解构，有清新洒脱之风。浙商不唯上、不唯书，敢冒尖、敢领先。“浙商”创造了许多第一，诸如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民营上市企业等。第五，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农耕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反对极端，追求稳定和有序，不喜欢远征。浙江具有重视商业和小手工业的传统，“浙商”更以商工为本，喜欢“经济远征”，敢于和善于“市场造势”。在浙江以外的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浙商有500多万，可以说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浙商。第六，“浙商”的文化色彩比较淡，并主要来自民间文化。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说，浙商已成为群体，与晋商、徽商相比，浙商的文化色彩并不浓厚，主要来源于小传统文化，即民间的传统文化。“浙商”主要来自于农民，他们在社会中普遍处于中下层，学历和文化程度比较低，普遍具有“土”、“野”、“活”以及吃苦耐劳、自发生存和广泛联系的“草根”特性等。端木赐香说，人是文化的载体。④“浙商”基本不属于孔子所说的“圣人”，而更多的是属所谓的“小人”。 2.“浙商”处于西方文化影响的边缘 自中国开始走上“世界之中国”的路程，浙江就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传统文化随着其与中国的联系和对中国的影响而扩展其存在与作用的边界，特别是近代以来其经济和文化的扩张对中国东南沿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向西方学习、借鉴和吸收。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浙商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是处于其边缘。 首先，西方文化传统在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一贯重视和强调人的自由。在西方人看来，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能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包括不受政府和特权的支配与控制，主张人是具有反抗不合理的现实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者。⑤“浙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比较强，但是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很多约束与限制，既有受自然人伦和亲情关系的限制，也有受地域文化和老乡关系的限制，还有受行政特权和政企关系的限制。“浙商”往往与家庭或家族的联系密切，家族化经营和管理比较普遍，血缘和亲情纽带既支持也束缚浙商的发展。“浙商”闯世界做生意往往是亲带亲、邻带邻，在外经商办企业往往是同乡扎堆、老乡抱团，这既形成凝聚和合力，也造成排斥和限制。“浙商”既反对行政特权和部门垄断，又受其限制和束缚，既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往往与政府的联系密切，甚至善于与官员打交道，利用官员和政府资源。 其次，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新教伦理强调理性主义。西方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持理性的态度，特别是其资本主义精神更加重视理性，不仅理性地看待客观事物，采取客观的探索态度和严格的论证方法，追求知识和科学，而且理性地处理利弊得失关系，较少受感情因素的影响。⑥而“浙商”虽然在国人圈子内算是比较讲理性的，比较客观和务实，追求个人利益和权衡利弊得失，但是情感性也比较强，感情因素影响甚至有时左右对人和事的看法，时常不自觉地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和处理事情。同时，“浙商”的经验性强，理论性普遍比较欠缺，这既与重实务有关，又与缺乏教育和理论知识有关。 第三，西方文化重视和强调契约性与规范性。基于个人独立和自由以及利益最大化与理性主义，西方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成以契约为主，甚至可以说是契约主义，不要说是经济关系，就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等也被看成是契约关系。相应地，西方非常重视规范性。如果说契约是关系的实质，那么规范就是关系的形式。无论是个体行为，或个人或组织之间，还是组织内部都讲规范，规范行为方式、相互关系和办事程序等。“浙商”也具有一定的契约精神，而且相对比较重视契约，通过契约把生意做到全国和世界各地。但是，“浙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缺乏制度和规范，对内和对外都存在讲人情的现象，人情不仅影响选人和用人以及对人的评价，而且影响工作安排和组织结构以及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情不仅影响管理，而且也影响经营。以人情为内容的关系，其形式是讲面子，感情用事和主观随意。
